一 今天我们为什么关注幸福感？

确实，有关幸福感的话题似乎突然间成为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关注它，有权的和有钱的在意它，经济学家研究它，人文学者关心它，各种形式、各个级别的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被如此热议的题材，普通老百姓当然也少不了被参与是否幸福之类的调查，也就常常要面对“自个儿是否真的幸福”这样的问题。甚至，宗教界对幸福感的关心更让我们看到，通过各种途径对当代国人幸福感的关注正逐渐扩展为一种文化实践乃至宗教运动，即使这一运动常常因为宗教政策显现为民间的或者地下状态的形式。但这恰好说明当代民众对幸福的诉求之强烈，无论精英阶层还是普通老百姓，也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也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似乎都强烈地渴望借助宗教的力量获得心灵的宁静和情感的慰藉，哪怕只是急功近利的要求：虔拜菩萨保佑消灾免难，祈求耶稣赐我强大的内心力量，跪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指给我摆脱苦难的方向，默祷基督拯救我于现实之地狱的煎熬，自然，更为直接的就是祈求财神爷早日让我升官发财……总之，无论怎样的宗教，它都是因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给现实中无力、无助、无奈的人们以未来的允诺。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一点看，幸福感真还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关注的问题，它也是国外媒体和学术机构关注的对象，无论其善意与否，似乎都在证明着一个现实：当代中国人是否幸福似乎已经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在这几年如此关注幸福？外国和外国人为什么也关心我们是否幸福？就笔者视野所及，学术界对此鲜有涉及，更多的目光仍然聚焦在我们究竟是否幸福、幸福的程度怎么样；或从学术上去探讨幸福是否可以量化考量，它究竟是经济学的对象，还是社会学的题目，抑或属于伦理学、道德哲学的范畴，又或者属于公共政治学领域，它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抑或是主客观两方面均需考察的对象，等等。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当然就是何为幸福，也就是所谓幸福观。这些问题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何以在这个时代，幸福会成为被普遍关注的对象。

在相当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我们普遍感觉到我们曾经拥有的幸福在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少，我们的幸福感在逐渐被吞噬、被剥夺、被压缩。有一个概念和一个调查值得一说。不丹国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一个与GDP（国民生产总值）相对应的概念——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并且以“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作为衡量GNH的指标。之后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定程度上不会关注这一问题，随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也使人们普遍而自然地将它弃于一旁。“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1270美元。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但是，问题很快就暴露了，“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 Veenhoven教授对中国的3次幸福指数调查，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1]。这充分说明了幸福感问题的被关注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再普遍地感到生活的幸福和世界的美好。可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又为什么要到出了问题之后才关心它？

二 幸福感与价值观危机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以前我们从未关注过这个问题。幸福一直是并将仍然是人类投注相当热情思考的问题。但在很多时候，它是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文学家、艺术家，包括经济学家，甚至政治学家们思索、探讨的对象，却并不总是处在时代和社会的核心话题的位置上。在笔者的理解中，当一个时代和社会普遍遭遇价值观危机的时候，幸福才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所谓价值观危机，既可能产生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价值观相互冲突、斗争激烈的时刻，也可能产生在价值真空、价值缺失的时候。但价值真空并不是立刻形成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常常可能是这样的情形，曾经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一元价值论，某种现实机缘和外部强力的破坏，导致其不再有昔日的主导性。然而，也很难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