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60年代幸福观讨论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呢？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因为所有的人都曾经有富于想象和憧憬的年龄，而在想象和憧憬中，幸福生活多半被具体化为可以描绘的图景。尤其在进入现代以后，这幅图景就更加具体，更加实在了。譬如，1963年下半年，一位广东佛山的普通人就这样写道：“我以为，今天我们来谈幸福的生活，就应该以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为标准。如果我们能生活在有现代化物质享受的城市，有一个设备美好的温暖的家庭，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理想的爱人，有待遇较高的职业和能够读书研究学问的环境，那不是比贾宝玉要幸福得多吗？……在贾宝玉的时代，不但还没有电灯、电话、汽车、洋楼这样一些现代化设备，更谈不上收音机、电冰箱、沙发、弹簧床这样一些物质生活的条件。”当然，贾宝玉也不曾“想到我们今天能看电影、跳交谊舞、听交响乐这样一些现代生活上的高度享受”^[1]。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的理解和追求。他们所憧憬的现代化的生活图景非常清晰地体现为现代科技条件下的物质生活，也就是说，现代生活是拥有并享受现代化的物质设备，“物”成为衡量、界定生活是否现代的标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这些“物”既体现其现代性品质，同时也内在地包含了西方世界的特性。第二，只有现代化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即便富贵如贾宝玉，在现代也不能被称为幸福。第三，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上述的描述中，家庭成为幸福的现代生活的重要方面，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家庭既是幸福生活的保证，同时也是现代幸福生活的根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生活空间，而且，这一空间既作为物质实体的空间存在，也作为隐喻的意义而存在，并对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进行再生产。第四，在其描述中，还有一点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位广东佛山人在强调物质设备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理想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并将其视为“现代生活上的高度享受”，但我们同样发现，这些文化精神生活的形式也仍然源自西方世界。笔者要特别强调，所有这些，在作者看来，都必然有一个前提条件：“生活在有现代化物质享受的城市”，关键词乃是“城市”。也就是说，在他的理解中，只有城市才可能实现现代化，引申一下，照这个逻辑，在传统的中国乡村，这一切都是不可能有的，因而在传统占据相对主导性位置的乡村社会也就不可能拥有幸福。

应该说，有这样想法的人无疑不会太少，哪怕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当然，这样的观念在其时一定会遭到批评，但我们从收在讨论集中的文字看，并没有口诛笔伐，更没有用政治意识形态的棍子和行政手段置其于死地。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社会主义的幸福观，摆正国家、集体利益与个人、家庭利益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用现在流行的学术概念说，就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将个人和家庭有效地组织进生产这样的国家行为中去。而这也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严厉诟病的所在。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仍然保有一种个人化的理想主义冲动，但这种个人化的理想主义很快在物质欲望合法化的侵蚀下逐渐形成价值真空，并迅速蜕化为追名逐利和享乐主义。只是初期因社会现实尚处于相对贫困阶段，理想虽然日渐模糊，却依稀犹在，于是产生了困顿和苦闷。

二 20世纪80年代现代幸福生活图景

王安忆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大体就可以看作这一状态颇为典型的文本。小说旨在反映知青重返城市的困苦，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城市是上海，既因为这是王安忆从小就生活居住的城市，更因为“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王安忆，2009：209～230）的城市。小说一开始就设计了外地人与上海人对上海的不同态度。在火车上的那几位外地人看来，“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这些外地人的观念看起来似乎是享乐主义，但就文字所表达的意味而言，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他们看重的是地方性的独特性，而他们对上海的理解则包含了作者、外地人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