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庭和住房制度改革

家庭既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存在单位，也是家庭成员共同拥有的居住生活空间，当这一空间表现为物质形式，它也就是我们最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家。也可以说，“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住房而存在。就如同前文所分析的《本次列车终点》中的陈信，他要开始新的生活，可是这新的生活的建立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房子，也就是这个“家”所安顿的地方。实际上，家庭关系，甚至家庭结构，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方式，家中的日常生活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住房这一物理空间的影响，后者甚至可能强大到对前者进行形塑的作用，就如同陈信与他的兄嫂、弟弟之间的关系，最后的和解一定程度上也与他们一大家子不得不继续住在一起这一状态有关。但这还只是与住房所关联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住房的所有权同样对家庭中的每个人，以及上述诸如此类的方面产生影响，无论住房属于国家公有，还是属于集体所有，或者个人所有，而个人所有又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居住者享有所有权，另一种是居住者只是租赁人，对所居住的房子并不拥有财产权，这些都会对居住于其中的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有时甚至从根本上规定了其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及其日常生活的形态。而这些也就直接关涉幸福感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当代城市人幸福感的考察必须引入住房这一决定性的参照因素。

住房在众多的生活资料中无疑是最重要的，而其所有权的问题也直接地与所有制及其他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以及这些制度设计背后的理念相关。就让我们先来看看新中国成立后直至目前为止的相关制度吧。

自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5年，在城镇公房经过了一定程度发展的情况下，私房仍然占有很高的比重”。据有关资料，至1955年12月，全国10个主要城市的私房占有率均超过50%。因此，“对城市私有房产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住房公有制形成的起点”。1956年进行第一批改造，改造的对象主要是大房产主；1958年，开始“第二批对出租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保留部分自住房产外，其余出租用房产全部收归国有，确立了城市房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58年底，私房改造基本结束。1964年7月，国家正式宣布对作为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的私房改造结束。至此，70%左右的私有出租房产基本上消灭了私人租赁经营方式。……到1978年，我国城镇中74.8%的住房为公有住房”（侯淅珉等，1999：9～29）。其间的住房政策经历了开始的“以租养房”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低租金制，进而到后来的“住房单位所有制”这一“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住房体制，其分配形式基本上采取实物分配和货币化两种，且以前者为主。这一分配形式所依据的正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

无论是作为原则的“按劳分配”还是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按劳分配”，都会产生新的不平等，在住房这样大型的生活资料上就更是如此，因为公有制住房及包含在其中的单位所有制，既关涉个人和家庭的劳动收入高低，也与单位或企业的利润和资金总量（这些决定了单位或企业在住房建设上的投入量）有关，而且，租金的高低既直接地影响到租用者整个日常生活的收支比例和结构，也直接与国家和企业的再生产和经营相关联，还可能滋生权力滥用所造成的贪污腐败。有论者将其归纳为：“在传统住房分配体制下，得到住房实物分配较多的人不必也不愿支付新的住房消费费用，而享受住房实物分配较少的居民或无房居民所得到的货币收入又不足以支付购、租住房的费用。简单地说，有房人的住房货币收入沉淀为储蓄或转移为其他消费；无房人的住房收入又经过国家的扣除而无法从市场取得住房。”（侯淅珉等，1999：32）但完全市场化后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对这一不平等现象的缓解或解决，反而加剧了这一不平等。

1957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中就谈到住房紧张问题。他说：“为了缓和职工住宅的紧张，除了整顿各种福利待遇和采取其他措施以加强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并且根据可能适当地增建职工住宅，……同时还必须适当地提高职工住公房的收费标准。”之所以说“适当地增建”，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状况的人都明白，1953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明确地全面规划新中国国民经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