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的民族问题是中国民族问题的组成部分。由于两岸存在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及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分裂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活动，台湾的民族问题也包括“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方面的内容。本文所指的民族问题主要是关于当代台湾省内的少数民族生存境遇及其社会发展问题，^[1]其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统独议题”。台湾少数民族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族识别政策确定的第一批38个少数民族之一，统称高山族。目前，世居台湾的这部分少数民族，根据他们自己的要求并经台湾当局认定统称为“原住民”。^[2]

一 台湾少数民族的“正名”运动：从“山胞”到“原住民”

台湾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整体上统一的自我称谓，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称谓因循了“五方之民”的传统，其称谓大都是具有歧视意味的“他称”，若“夷”“番”之类。诸如三国时期的“山夷”“夷州人”，明清之际的“东番夷”“土番”“生番”“熟番”等。^[3]清代所谓“生番”是指居住于山地且保留自己语言文化、传统部落制度比较完整的少数民族；所谓“熟番”则是指居住于平地并同明清以降大陆汉族移民乡居杂处、通婚融血，逐步失去原有民族特征的少数民族。因此，“生”“熟”之分是以“归化”汉文化的程度来划分的。当然，所谓“归化”（即同化）是一个同移民滥垦和清廷“番地”开垦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动态过程。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自康熙年间开始，闽台官员奏报“生番归化”事项十分频繁，其中多与开垦“番地”有关。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闽浙总督的一道奏折中称：“水沙连六社番地虽于道光四年及二十一年两次议开，总以与番争利恐后患难防奏请饬禁。此次田头、水里、猫兰、审鹿、埔里、眉里等六社生番输诚献地，固由不谙耕种、谋食维艰，欲求内附以为自全之策。”^[4]这种所谓“内附”的结果，不仅导致部落的迁徙和流散，而且也导致少数民族失去了传统生产生活地域，在离散流变中与汉族移民杂处而变为“熟番”。而清廷对“熟番”汉化政策的刻意推动，则以乾隆二十三年（1758）通令所辖“熟番”一律“学习汉俗、改用汉姓”最具代表性。^[5]从民族学的视野看，台湾少数民族并非统一的一族，清季不仅民间已根据居住方位或习俗有“诸番”的区分，^[6]而且清廷也开始对归附的少数民族改用具体的族称，如嘉庆十五年（1810），清廷将“哈仔难”纳入统治范围并改称为“噶玛兰”即是一例。^[7]

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后，将台湾少数民族称为“蕃族”，实行的“蕃政”。1923年日本裕仁亲王（后来的昭和天皇）抵台巡视，将“蕃人”之称改为“高砂族”。^[8]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蕃政”是典型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围困杀戮、迫使归顺、镇压反抗、部落逼迁、集中管治、强制推行“皇民化”教育，更改姓名为日本名，甚至在太平洋战争中组建“高砂义勇军”开赴菲律宾充当“炮灰”，等等。^[9]在此期间，日本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也随着1903年“蕃地事务调查委员会”的成立而全面展开，这种主要服务于殖民统治的调查研究也从学术意义上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了分类。就族称而言，日本学者在清代“生番”“熟番”基础上划分出“高砂族”和“平埔族”两大类，并分别在这两大类中根据语言、习俗、经济生活、婚姻家庭、部落组织结构等文化因素将“高砂族”分为8～10族不等，如泰雅、布农、曹、排湾、卑南、阿美、雅美、鲁凯、赛夏、邵等族称；“平埔族”则分为西拉雅、马卡道、巴布拉、巴则海、道卡斯、凯达格兰、噶玛兰、洪雅、邵、猫雾栜10族。^[10]就学术层面而言，日本学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分类、识别性研究及其对每一个族体的调查是前所未有的，以伊能嘉矩、鸟居龙藏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及其有关台湾少数民族的分类研究无疑具有学术奠基意义，台湾学者后来有关各族的分类研究也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一度称台湾少数民族为“高山族”，1947年通令改称为“山地同胞”，简称“山胞”。次年，重申严禁使用“蕃族”，^[11]以消除日本殖民时期的观念。但是，对源自清代的“熟番”并在日本统治时期划分的“平埔族”则未予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