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之人来往中国者，向以香山澳中为艤舟之所，入市毕，则驱之以去。日久法弛，其人渐蚁聚蜂结，巢穴澳中矣”，^[1]王临亨的这一记述，大致概括了16～17世纪时期澳门逐步沦为殖民地的历史过程。16世纪的澳门，被视为“东亚的支点，或者作为横跨非洲、印度洋海岸、散落四处的香料之岛、中国沿海直至日本的葡萄牙海上帝国的一个节点”，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在一个庞大的海上贸易帝国的这个节点上，澳门凭着自身的资质脱颖而出，成为贸易中心，以及文化、教会和政治中心”。^[2]

“为了各民族可以被召唤去聆听福音，这是世界末日前他们所应当做的，上帝注定西班牙人发现世界，葡萄牙人航海发现印度”，葡萄牙人克路士的这段记述，说明了葡萄牙人以澳门为支点进行海上贸易、殖民活动之余进行传教布道的原因。^[3]而在另一方面，差不多同时代的西班牙人也有类似的记述，尽管这些记述都深具对“野蛮民族”的俯视和鄙夷。出于海外殖民的需要，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分别在其著作中以人类学的视角记录了16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风土民情；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发现了澳门，并将台湾命名为“福尔摩萨”，而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则因难以驻足澳门而分别开始在台湾殖民和传教。本文拟以澳门为中心，探讨16～17世纪西方殖民者在澳门和台湾的活动。

一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围绕澳门的殖民争夺

1415年，葡萄牙攻占北非的休达（Ceuta），这被认为是葡萄牙人海上扩张的开始；1497年，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抵达非洲东海岸；1510年，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由此也完成了从欧洲到亚洲新航路的开辟；1516年，葡萄牙占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中国史称“满剌加”）。葡萄牙君主唐·曼努埃尔一世在1508年给东方船队的指令显示，葡萄牙人这次探险航程的主要目的就是中国：

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进行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4]

由上述指令可知，葡萄牙“向往东方的愿望”除了海上贸易之外，还包含着传教和殖民占领的企图，而这一行动又从罗马教廷获得了授权。早在1418年，葡萄牙就获得了罗马教廷关于在海外新发现土地享有特权的谕令；1452年更获得无限期征服异域的特权和保教权；1508年，罗马教廷儒略二世颁布通谕，授予葡萄牙人在海外占领地区有建筑教堂，提议官员人选，封赐主教坐堂，建立学院、修院和其他宗教设施的权利；1514年，罗马教宗良十世发布通谕，准予葡萄牙人在未知地带内如有新地发现，皆得占领并伺机传布天主教。1522年，罗马教廷文件中首次将“中国地区”列入葡萄牙势力所及的范围内；也就是在这一年，葡萄牙人自马六甲出发首次登陆中国，并在广东屯门勒石纪念。^[5]在1418～1534的116年中，葡萄牙从罗马教廷先后获得38张关于海外传教和领土扩张的“教皇训谕”，^[6]这些被称为“保教权”的授权使得葡萄牙人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活动获得了罗马教廷的合法性授权。

表1 罗马教廷对葡萄牙授予保教权的主要谕令

罗马教廷对葡萄牙所赋予的保教权，既是对葡萄牙东方拓殖活动的肯认，也是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殖民势力划界行为。早在1493年，罗马教廷就应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要求为两国划定了殖民势力范围；1494年，葡西两国正式签署《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罗马教廷于1496年批准了这一条约；1529年，西葡两国签订了《萨拉戈萨条约》。但这些条约并没有阻遏西班牙对葡萄牙殖民势力范围的觊觎。1533年，西班牙在南美传教的奥斯定会成立墨西哥教省，该教省的传教方向被西班牙人确定为“东鞑靼国、中国与尚不能确定福音已传到之其他国家”；1565年，西班牙人占领宿务岛，这是西班牙人在东方的第一个据点；1571年马尼拉也被西班牙人所攻占，这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