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地质学、古生物学研究，证明了远古时期台湾与大陆连为一体的地缘关系。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台湾早期人类及其文化遗迹与大陆的渊源关系。因此，台湾“原住民”的祖先主要来源于大陆且属于百越的闽越一系，在人类学研究中也已成定论。^[1]有关对台湾最早的文献记载，学界曾有《禹贡》所载“岛夷说”、《后汉书》所载“东鳀说”等，而三国时期的“夷洲说”为大多学者所认同。特别是三国时期沈莹在《临海水土志》中记载的夷洲居民的文化习俗——装饰（髡头穿耳）、居室（种荆蕃郭）、器物（凿木作器）、酿造（以粟为酒）、猎头（驳其面肉留置骨）、婚姻（从妻而居）、凿齿（女嫁皆缺去前上一齿）等，不仅与古越族习俗相同，而且在后人对台湾“原住民”的记载中也得到了印证。

从三国至隋，有关台湾的文献记载缺乏。自隋以降，随着中原王朝对台湾的经略和民间交往，关于台湾的文献记载也不断增多，如《隋书》《诸番志》《宋史》《元史》《岛夷志略》《明史》《东番记》等书中的相关记载，或多或少都涉及台湾的“原住民”。其中明人陈第所撰《东番记》对“东番夷人”的记载颇详，对应上述《临海水土志》所记之要素，诸如“男子剪发、留数寸，披垂”；“男子穿耳、女子断齿”；“所斩首，剔肉存骨，悬之门”；“生女喜倍男，为女可继嗣”；“采苦草、杂米酿”等记载，^[2]可谓如出一辙。

公元1624年，荷兰殖民势力侵占台湾。此后，有关对台湾“原住民”进行征服、教化和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东印度事务报告》以及《热兰遮城日志》《巴达维亚城日记》等荷兰文文献中多有记录。其中对“原住民”的“番社”分布及其人口统计资料记述尤为详细。^[3]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势力，台湾经历了短暂的明郑统治时期。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用兵台湾和迫降明郑势力过程中使诸多“伪郑”文献毁损散佚，故那一阶段有关台湾“原住民”的状况缺乏系统的记录可考。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军战败明郑势力统治台湾，遂在台南设府隶属福建省，府下设台湾、诸罗、凤山三县，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政区在统治体制上被正式纳入了清朝的制度模式。此后，清朝政府派驻台湾的官吏人等，对台湾自然地理、风土民情的观察、记录也日益深入和系统，形成了诸多方志、奏疏、纪事、采访、游记等文献。因清廷在台湾的统治涉及垦殖土地、征收赋税、安置移民等事务，而且这些事务都关涉到当地“原住民”的权益，故出于实施“理番”政策的需要，对台湾“原住民”的“番社”“生番”“熟番”以及“番俗”等方面的记载在各类历史文献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在这些有关台湾“原住民”的文献记载中，黄叔璥《台海使槎录》中的《番俗六考》和《番俗杂记》最为系统，堪称汉文史料中第一部比较全面记录18世纪20年代台湾“原住民”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及其变迁的民族志。

一 黄叔璥《番俗六考》及其价值

1962年，台湾学者卫惠林在有关台湾土著族群研究的演讲中指出：“明末清初第一批留心台湾地方史志的郁永和、黄叔璥、姚莹诸先进学者都是台湾民族学研究的先驱。”^[4]在卫惠林所提及的三人中，郁永和入台最早（1697）。史称“永和字沧浪，仁和诸生，久客闽中，遍游八闽。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会当事采硫磺于台湾之鸡笼淡水。台湾初隶版图，在八闽之东南，隔海千余里。沧浪欣然与其役，因纪是编，备述山川形势、物产风土、番民情状，历历如绘。”^[5]这里所说“因纪是编”就是郁永和赴台考察后所撰《裨海纪游》。该书以日志游记的体例记载了作者在台湾考察硫磺矿的所见所闻，其中对“番民情状”的记述亦颇详，是研究台湾“原住民”的最重要史料之一，故其内容多为后人修志撰史引用。但是，由于其游记文体的特点，对“番民情状”的记述虽详却多为片段，亦缺乏分类，尚不足以形成专志，这也是郁永和及其《裨海纪游》往往被视为台湾散记文学先驱的原因。

黄叔璥，字玉圃，顺天府大兴县（今河北省宛平县）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先后任湖广道、浙江道御史等职。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因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激起民变。福建漳州移民朱一贵率众揭竿而起，所向披靡，很快控制了台湾大部，朱一贵遂称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