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辖于福建省，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的行政区划。清朝政府统治台湾后，最重要的事务之一是所谓“理番”。清廷以元明王朝对大陆西南、西北少数民族之泛称，^[1]将台湾“原住民”依归化程度分为“熟番”“生番”，即所谓“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曰野番”。^[2]故其“理番”之要在于迫使“原住民”各番社输饷纳贡、薙发归顺，随之而来的则是“番地”的农业开垦。“理番”之外，清朝在台湾的“治民”政策与大陆亦有所不同，即如连横概括：“唯其所异者，则挈眷偷渡之律、侵垦番地之律、娶纳番妇之律。”^[3]但这些禁令均与官府鼓励农业垦殖的政策相矛盾。因此，台湾的土地问题始终是有清一代“理番”与“治民”的焦点。

随着大陆移民规模不断扩大，“番汉”之间的土地矛盾日益突出，且由平原地区不断向内山扩展，以致内山“生番”抗拒侵垦、袭杀汉民的事件频繁发生。雍乾时期的“理番”政策也突出了剿抚并重、“民番”分界、设隘隔离等特点。而“治民”之道，则苦于应对汉族移民假“反清复明”旗号的起义，以及按祖籍相聚形成的漳泉、闽客等“分类械斗”。据统计，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吴球事件”至乾隆六十年（1795）“郑贺事件”，近百年间，台湾社会规模较大的民变事件达47起，其中汉族移民反清抗官事件27起、分类械斗11起，“原住民”抗官事件9起。^[4]在这些事件中，震动清廷的反清事件莫过于康熙六十年（1721）的“朱一贵起义”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林爽文起义”。而“原住民”事件中，则以雍正年间水沙连、大甲西等番社的抗官事件最为突出。但是，也正是这一时期，出现了雍正末年台湾“熟番”赴大陆贺寿、乾隆年间“生番”赴大陆朝觐贺寿之事，成为有清一代台湾“原住民”赴大陆参加贺寿典礼、经历朝觐礼仪的重要事件。

然而，在清代台湾史、台湾“原住民”史的研究中，台湾“熟番”“生番”赴大陆贺寿朝觐这一重要事件，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注意。就笔者所及，20世纪50年代台湾学者曾就乾隆年间“原住民”朝觐贺寿一事的部分史料做过专文考述，^[5]1985年另有台湾学者在通史性著作中提及此事且列出“番目远赴北京瞻觐”标题。^[6]但对雍正年间“原住民”赴大陆贺寿一事，尚无研究线索可证。事实上，雍乾时期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朝觐，虽然是清廷在台“理番”政策实践中的特殊例证，但是在清代整个民族事务中仍属重要之举。本文拟就这一事关清代官方与“原住民”在王朝仪轨层面互动关系中的重要事务做一梳理，揭示这一为台湾史和台湾“原住民”史研究中忽略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以期全面、客观地认识清代在台的“理番”事务。

一 雍正年间台湾“原住民”赴福建贺寿事迹

康熙、雍正年间，台湾“番多民少，生番均未归化，熟番苦于诛求，故康熙、雍正间乱亦三起”。^[7]雍正前期，虽台府官员不断奏报“生番归化”之抚番政绩，但汉民越界侵垦、“生番”潜出杀人等事则日渐频繁。同时，当地官府对归化番社征赋、差役无度，且与番社通事、社商等勾结欺蒙“番人”，也往往导致番社杀死通事、抗拒盘剥的激变。雍正九年（1731），北路彰化县大甲西社掀起的抗官事变，即是清代台湾规模较大的“番乱”之一。

是年十二月，因“淡水同知张弘章扰累番人起衅”，^[8]大甲西社林武力等聚众袭击衙署、杀死兵丁、围攻彰化县城，引起其他番社响应。史称：“闻系大甲西、大甲东、牛骂、沙辘、水里、猫雾捒、阿里史、朴仔篱等社，通共逆番不过二千人。”^[9]其后，官府遂发兵进剿，甚至由福建调兵增援。战事延续几近一年，台湾南北两路番社动荡不安，汉族流民亦趁机起事，成为雍正年间台湾“番情”的最大危机。直到雍正十一年，大甲西社事件及其连锁反应方告平息。^[10]为此，官府专门立“镇番碑”以铭记功绩，府县官员、巡台御史分赴南北两路安抚各社、招抚向化。大甲西等番社经历战乱后，虽蒙“皇恩许迁善（沙辘奉改为迁善社、牛骂改为感恩社、大甲西改为德化社），生者还其乡”的善后抚慰；但已是“番妇半寡居，番童少雁行”的一派凄凉。^[11]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番民赴省庆贺万寿”之议。

雍正十二年（1734）十月，巡台官员图尔泰、林天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