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前的台湾“原住民”研究概述

台湾古称夷洲、流求，汉文史料中关于台湾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孙吴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早在三国时代，中原王朝就与台湾发生了往来：据正史记载，孙权在黄龙二年（公元230）“遣魏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得夷洲数千人还”。^[1]此后，隋朝的将军朱宽和陈棱及朝请大夫张镇州受命先后“自义安浮海之击流求国。……虏其男女数千人”。^[2]到南宋乾道六年（1170），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建起房屋200间，派水军长期驻守。到元朝初年，来自福建泉州等地的百姓开始在澎湖定居，“工商兴贩，以广其利”；至元二十八年（1291）和大德元年（1297），元朝两次宣抚流求，并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设立澎湖巡检司兼管流求事务。明朝洪武年间福建设立承宣布政司，由其下辖的泉州府晋江县负责台湾和澎湖事务；万历三十二年（1604）荷兰两次侵占澎湖，天启三年（1623）侵略台湾安平并占领台南大部地区。也正是在这时起，“台湾”一词开始见诸于正史典籍。

自明代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就一直关注于台湾地方事务，台湾地方官员关于台湾的记述文字也因此不断出现在中央政府的文书、档案和函件当中；到清代时，关于台湾的文献记载已成蔚然大观。大陆对台湾的实地考察始于1915年由程家颍的《台湾土地制度考察报告书》；1916年4月，奉福建巡按使委任赴台湾参观劝业共进会并历时17天周游全岛的汪洋，完成了《台湾视察报告书》；1917年，汪洋在《台湾视察报告书》的基础上撰写并出版了《台湾》一书，这是中国大陆近现代以来最早的有实地考察经验的研究著述。

而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学人对台湾进行实地考察的同时，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观念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学人的视野当中：1903年，林纾和魏易将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的人类学专著以《民种学》为题翻译出版；1908年，清政府在“大学学制及其学科”中将“人种及人种学”列为文科课程；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也将“人类及人种学”列入“大学学制及学科”；1916年4月，孙学悟在《科学》杂志第2卷第4期上发表《人类学之概略》，人类学这一学科由此进入中国；1918年，陈映璜的《人类学》一书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曾经在德国学习人类学的蔡元培撰文提出“民族学”的名称，并分析了民族学与考古学、人类学、人种学等学科的关系。^[3]在这样一种实地考察和现代学术的双重关照下，袁克吾于192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台湾》一书当中专辟章节介绍了台湾“番人”，但由于没有深入台湾进行田野调查，因此这一篇章仅限于概貌性的介绍。^[4]

1927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置民族学组，并于1929年开始进行台湾“原住民”调查及研究；^[5]在调查时，民族学组除了收集“原住民”各类民族学资料外，还注意收集考古学材料，并调查了园山贝丘遗址，据台湾普遍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中的石器、陶器、骨器、贝器，证明了台湾“原住民”与大陆的联系。林惠祥在1929年完成并于次年交付出版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专著。

1930年6月，林惠祥应邀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做了《台湾番族调查报告之撮要》的讲演；^[6]同年6月，《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申报画刊》专门出版特刊介绍为林惠祥搜集的台湾“原住民”文物，其中最为著名者当数“樟脑木所刳制之独木舟”。^[7]由于日本于1895年开始殖民台湾并限制大陆学者的进入，这使得在整整50年的日据时期内，对台湾“原住民”的研究也因缺乏田野调查而几乎全部被日本学者所独占，林惠祥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因此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几乎与林惠祥进行台湾“原住民”田野调查的同时，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开始进行关于台湾“原住民”的研究，一些音乐工作者也在搜集整理台湾“原住民”的音乐资料。1928年容肇祖整理了《台湾蕃歌四首》并在广州的《民间文艺》杂志第11～12期合刊上发表。1936年商务印书馆先后整理出版了《台海使槎录》《台湾记略》《台湾杂记》等台湾历史文献丛书集成，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套台湾史料丛书。1935年林惠祥再次进入台湾“原住民”地区进行田野调查，193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