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苏联、美国等西方大国构建的“雅尔塔体制”开始运作及其对德国的分割，“热战”后的世界又拉开了冷战的序幕。此后，以东西德的“柏林墙”、南北越的“17度线”、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和中国的“海峡两岸”为标志的民族与国家分裂，成为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军事对抗的前沿阵地。

按照“雅尔塔体制”的安排，“二战”后美国在中国具有主导蒋介石政权的权益，所以当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之后，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也直接受到美国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保持“国学”传统的同时，也逐步融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学术模式的轨道，特别是台湾学人改变了过去留学日本而大批取道西方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关的学术理论、概念和方法对台湾学界产生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特别是70年代中后期，西方有关ethnicity和ethnic group的理论开始为台湾相关学科关注、借鉴，对应ethnic group的“族群”一词也由民族学范围扩展到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进而为“台独”势力所利用，成为构建“政治族群”和操控“族群政治”的基本话语，致使“族群问题”在台湾社会“国家认同”的“统独争议”中彰显了分化民众、分裂祖国的“差异政治”作用。在这方面，大陆学者曾就“省籍族群”的结构功能和“省籍—族群—本土化”模式进行了研究，^[1]本文拟就台湾的“四大族群”说及其“族群政治”问题做一分析，以揭示其“文化外衣”包装下的政治目的。

一 台湾民族学界早期对“族群”概念的理解与应用

自从中国形成大陆、台湾的两岸分裂政治格局之后，差不多有30多年两岸处于隔绝状态。冷战格局造成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对立遏制了两岸经济、文化和民间的交流，学术界的交流也是如此。就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而言，从1949年以后，台湾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失去了大陆的田野资源，逐步形成了对台湾少数民族（山胞）和汉族民系、东南亚华人社会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少数民族为主的研究格局。其中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成为学界相关学科的基础，也是台湾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基本田野依托。台湾民族学界在接续日本殖民占领时期日本学者的大量调查资料基础上，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成果卓著。^[2]

台湾民族学界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研究，是通过史料梳理和田野求证展开的。其间，从群体称谓上在剔除古代历史文献中的“土民”“番”“夷”“生番”“熟番”“高山番”“平埔番”^[3]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蕃族”“高砂族”等后，经历了“高山族”“土著”“山地民族”“山胞”“少数民族”“族群（ethnic group）”“原住民”“原住民族”等统称的变化过程。目前，“高山族”“土著”“山胞”等称谓通常已很少使用，“原住民”一词使用最为普遍，“原住民族”次之，“少数民族”再次之，“族群”则由于其对象不断放大到“社群”范围和生活领域以致失去了最初的确指性而成为泛化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念在台湾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族群”一词是对应英文ethnic group的中文翻译，这一译名通常被认为是台湾学界引进ethnic group概念的产物，不过笔者尚未确定其翻译的源头和时间。但是，就台湾民族学界使用“族群”并将其对应ethnic group一词的历史却至少可以追溯到1950年。当时，台湾学者卫惠林在《曹族三族群的氏族组织》一文中指出：“关于曹族系统现有之三族群（ethnic group），即阿里山曹族，沙阿鲁阿族及卡那布族间之分类问题，至今尚无定论。”^[4]因此，这应该是台湾学术界最早使用族群（ethnic group）一词的例证。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曹族内部的三个族群的氏族组织进行了比较研究，其族群概念的使用具有确指对象，即阿里山曹族、沙阿鲁阿族和卡那布族，也就是指曹族的内部分支。

1962年，卫惠林发表了《台湾土著族群研究的趋向及其问题》的主题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卫惠林回顾日本人对台湾土著的研究情况时指出：“对于每一族的一群一社很少做过深入的继续的研究；对于每一专题，每一种单独现象，很少做过系统的比较分析。因此像欧洲学者对于非洲、澳洲、大洋洲、南北美洲诸土著民族社会所作的学术贡献日本人没有做到，这不仅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