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台湾2003年1月的人口统计，台湾“原住民”^[1]的人口为43.9万人。“原住民”人口虽然仅及全岛2300万人口的1.93%，但由于其分布面积接近全岛总面积的50%，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岛内各方政治力量都极力争取的票源之一：在改变台湾政治版图的2000年的大选当中，几乎所有参选政党都先后公布了各自的“原住民”政策和讨好台湾“原住民”的选战策略，并试图以此膺服这区区40余万人的选票。在导致台湾“政党轮替”一夜成真的“总统大选”中，“原住民成为关键少数”；^[2]而在提前到2003年开打的台湾新一届“总统”选战中，台湾“原住民”政策再次成为选战诸方对垒的焦点话题之一：据新华社驻香港记者的分析，在野的“泛蓝”阵营和主政的“泛绿”阵营在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中的胜负差距在30万～50万票之间，^[3]而这一数字又恰巧与台湾“原住民”的人口数字大致相当。

一 族群化与民粹化：台湾的政治生态特征和“原住民运动”的时代背景

在台湾的政治生态存在着的“四大族群”^[4]当中，闽南人和客家人分别自明清以来逐渐移住台湾，在一些“原住民”传统聚居地方造成了外来人口的比重高于“原住民”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原汉之间的矛盾和纠纷；^[5]而在1946～1950年间，人口的大量迁居因台湾光复和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造成了又一个人口高峰：据廖正宏的研究，台湾全岛人口在这短短4年间从6090800人剧增到7396931人，净增人口达130万之多。^[6]外来人口的急遽增加和台湾本岛资源的稀缺，使得台湾的资源分配极度紧张，而败兵的肆意横行和百姓的极度失望又直接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和由此而来并长达三十余年的“戡乱”“党禁”和白色恐怖。所有这些又进一步挑起了台湾岛内延宕至今的“省籍矛盾”，并进而成为政治“解严”和开放“党禁”之后台湾政治生态极度族群化、民粹化的滥觞。

民粹主义，是产生于俄国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股社会思潮。它最著名的口号是：“到民间去”。这个口号将变革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广大农民身上，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显然，这是一种兼有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的革命思想，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那样：“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70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

“二二八事件”使台湾主政者意识到岛内经济资源的稀缺是“发生民变”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政治的内容，综合起来讲，就不外国计民生四个字”，^[7]因此台湾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通过土地改革等政策措施的实施，推动岛内经济逐渐走向现代化。1953～1962年，台湾通过“经建计划”和“进口替代”战略，使工业生产总值以年均11.7%的增速高速增长；1956～1962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1%；与此同时，台湾在1960年前后修订和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外资、启动国内资本和保护投资增值的“大规模法律工程”，^[8]这使得台湾经济开始接近“经济起飞”（take-off）的边缘状态。1960～1972年，台湾GDP实质年均增长率达到10.2%，人均从154美元增加到522美元；1963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对外贸易也在1964年首次出现500万美元的顺差，^[9]这在发展经济学上被视为经济起飞的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以“一切为经济，一切为出口”为目标推行“第二次进口替代”战略，1972～1980年间的工业生产和出口增长率分别达到11.4%和12.8%，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也随之达到8.9%，1980年台湾人均GDP从1972年的522美元上升到2344美元。与此同时，台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对外投资，到1988年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地区，亚洲经济“四小龙”的龙头地位也由此得到确立。

如前所述，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完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过程，但台湾的政治自由主义却迟迟没有展开。这种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台湾社会政治运动不断地出现，并且因为得到了具有西化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与中产阶层的合力推动而迅速发育成长。台湾本地民营经济群体巨大、个体规模弱小的现实，使中产阶层的崛起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根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