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是一个佛教弘扬较早的国家。根据一般传说性的记载，早在公元前3世纪佛经第三次结集的时候，印度的阿育王采纳目犍连子帝须长老的建议，组成了一个弘法使节团到邻近国家和地区去弘扬佛法。其中派了须那迦长老和郁多罗长老到缅甸南部的金地进行弘法（包括下缅甸、泰国、老挝直部、柬埔寨等）；派了摩诃勒弃多长老到庸那迦（也译益努或臾那，即缅北掸邦和我国西双版纳以及泰国的景迈等地）进行弘法。公元5世纪，著名论师佛音尊者带了巴利文三藏经到缅甸南方古镇直通（即金地）来弘诵，同时又将其分传到古蒲甘阿拉干和掸邦等地。19世纪从俾谬附近出土的许多金贝上镌刻的巴利文佛经，考古学家认为就是公元5～6世纪时镌刻的。公元11世纪中叶，蒲甘王阿奴律陀统一缅甸之后，为适应其政治上的需要，急需将当时活动在缅甸各地的各种宗教和不同的佛教教派统一起来，以便进一步巩固刚取得统一的国家，增进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发展佛教，安定民生，便遣使前往南方古镇、缅甸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发祥地——直通请求佛典，遭到直通王的拒绝。于是派兵攻下直通，终于获得全套巴利文三藏佛典和大批通晓经典的僧侣。从此，南传上座部佛教便在缅甸勃兴起来，并取代了大乘佛教和印度教正式成为缅甸的国教。

随着上座部佛教的弘扬，佛教的思想和教义不断深入到社会各阶层，逐步地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渗透和主宰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成为人们思想言行的唯一依据和准则。佛教与缅甸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已完全融合一起了。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缅甸的文学也毫无例外地要去描写和反映作为缅甸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这样，11世纪，即有缅甸文字以后，反映佛教活动、宣扬佛教哲理、描写佛经故事的各种体裁形式的缅甸文学作品便应运而生。由此可见，缅甸文学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缅甸文学是深受佛教的影响的。

佛教对缅甸文学的影响，首先而且主要的是表现在作品的题材内容方面。在近千年的文学发展史上，特别是从文字记载的11世纪到19世纪末叶的这一时期里，佛教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气非常盛行。无论是11世纪蒲甘时期的碑铭记事文（古代缅甸把一切文字著作都归入文学范畴）还是14世纪阿瓦时期的长篇叙事诗；无论是15～16世纪东吁时期的“咿景”颂诗，还是18～19世纪贡榜时期的书札文学、散文事论（早期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大多以佛教教义和佛经故事作为描写的题材内容。我们称这类文学作品为佛教寺院文学。当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随着社会的变迁、朝代的更迭、国家的内忧外患，佛教的兴衰、佛教寺院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总的来说，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贯穿始终。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的传入以及民族独立的兴起，这些在客观上开阔了缅甸诗人和作家的眼界，为现代文学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素材。这时，佛教哲理和佛经故事已经不再是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了。

蒲甘时期的碑铭记事文，是佛教寺院文学的初始阶段。它们都是以当年僧俗的具体宗教活动作为记述的内容的，如兴建佛塔寺庙、布施斋物、求神许愿的劝恶从善等。例如公元1224年发现的一方碑铭写道：

阿难陀输夫妇，以至诚之心灵，积善行之功德……愿一切神仙人主均摆脱三生轮回之苦楚，均享受天堂之乐趣；愿余获得无所不知菩萨之恩典。为还此愿，余愿于阿摩那湖畔，延种棕榈树，广建佛塔，兴建寺庙。

又如公元1266年镌刻的一方碑铭写道：

……镇嘉都之女，虔求摆脱疾病之苦、衰老之苦、死亡之苦、与非爱者相聚之苦、与心爱者分离之苦、渴求而不达之苦；虔求免遭无限苦难之折磨，享受无苦楚、美满幸福之天堂乐趣；愿布施心爱珍贵之金银诸般物质财富，以兴建佛塔寺庙……

这两方碑铭描写的是当年虔诚佛教徒的善良心愿和他们的布施活动，以及他们对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诸如此类的碑铭作品在古代蒲甘是非常大量的。下面再举一例：

……我愿比一切人荣华富贵，我愿比一切人尊严高贵、长寿美丽、声音妙美，为众神仙人主所崇敬羡慕；我愿拥有世上一切金银珠宝等物质财富；我愿拥有世上一切大象马匹等有生命的财富；我愿成为无上崇高、名震海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