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2年至今的33年中，由于缅甸国内经济建设及改革开放的需要，加之来自东西方的冲击、影响和制裁、施压等诸种因素的存在，缅甸的外交政策不断调整、修正，不断演变、发展。其间，经历了一个坎坷曲折的痛苦过程，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缅甸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政局的稳定。从诸多惨痛的教训中总结和制定出来的缅甸外交路线，目前正朝着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灵活务实的方向前进着。本文试图将1962年军人执政后各个历史阶段中缅甸外交路线的主要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作一概要叙述与剖析，并对今后的发展趋向提出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

1962年3月2日，以奈温将军为首的由18名高级军官组成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以政变形式推翻吴努政权后，在一项政府声明中，郑重宣布：“缅甸联邦自独立以来所采取的积极中立外交政策在目前国际条件下仍是最合适的政策”。以后，奈温将军又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阐明：“缅甸的外交政策应当是绝对中立的。既不右倾，也不“左倾”。必须同其他友好国家友好相处，但这种友谊必须只限于一定的程度，毫无保留地同任何一个集团结盟是不明智的，它会危害我们的团结”。尽管后来又增加了“反对新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反对侵略和控制，反对霸权主义”“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和决定思想体系及社会制度”等字样，然而其基本实质和吴努时代的外交路线是相一致的。其核心思想是，强调世界和平，反对战争与侵略，维护本国独立自主的权利，主张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平等相待。

奈温与吴努两个不同政权奉行的中立外交路线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社会背景的。历史根源主要来自近百年来缅甸遭受英日等殖民主义侵略者的统治、奴役和剥削，对其种种罪恶行径深恶痛绝，记忆犹新，唯恐来之不易的独立主权再度沦丧。当代的现实社会背景则是处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对于以苏联和中国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既主动与之和平友好相处，平等交往，又担心共产主义思想的“侵袭”和“专政”，顾虑多端，忧心忡忡；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则害怕他们再走殖民主义者的老路，再次沦为其殖民地附庸国。最后，只能以历史教训为指针，选择并制定了“和平中立外交政策”。

但是，从1964年后，奈温将军采取了某些极端的措施，逐步偏离或违背了中立路线的精神，不仅反对和排斥西方的煽动和“腐蚀”，一度关闭了美英等国驻缅总领事馆。还因种种原因，停止中缅经贸合作，甚至出现了1967年杀害缅甸华侨的恶性事件，中缅关系全面恶化。错误的外交政策，使得缅甸国际处境极端孤立，国民经济陷入危机，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政局动荡不稳。面对这一现实奈温将军等领导人1969年主动声称：“愿意忘记1967年的不光彩事件并向中国表示歉意”“愿为重新恢复对中国人民和华侨的友谊做出努力”。

这样，1970年和1971年，缅中两国政府先后重新互派大使。1972年，中国又恢复对缅甸的经济援助项目。从此以后，两国领导人及各种友好使团又多次互访，两国友好关系再次恢复并朝着正常的轨道不断深入向前发展。

另外，极其严峻的现实也迫使缅甸领导人必须认真考虑并采取新的政策和主张。就是说，只有走对外开放的道路，打开国门，接受外资，加强对外合作，别无他法。从1973年起，先是接受世界银行的贷款3600万美元，用以修复铁路和航海业，继而从日本、德国、南斯拉夫、捷克、新西兰和亚洲开发银行索取各种贷款。上述举措与贷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缅甸经济方面的紧张状况。

1962年后，缅甸推行的外交路线，标榜“和平中立”“友好相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符合缅甸的实际国情和人民的利益，然而却一度过分强调领土主权完整以及把维护传统民族文化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采取了不顾损失与别国关系的暴力手法，反过来又表“反思”“道歉”。在政治上、经济上遇到各种困难时，面对现实，总结教训，改变政策，力图冲破或渡过难关。有的系因形势所迫，走投无路；有的则为一时权宜之计，并非完全出于思想上的正确理解。至于接受西方的援助或贷款，也是思之再三，谨小慎微，以低利息和不损害国家的“独立、主权”为基本前提。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既想巩固和发展同中国友好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以求从中国方面获得诸种实惠，又要防备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