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中缅友好关系的回顾

中缅两国的历史交往，始于公元前2世纪。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就有关于中国、印度、缅甸有一陆路通道的记载。两国水道交往史实，《汉书·地理志》则称，“从日南郡（今越南安会附近）或徐闻（今广东合浦县东）航海出发，航船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二十余日有夫甘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

据考证，谌离国即今地处缅甸中部蒲甘以南的卑谬；夫甘都卢国在缅甸古都太公城附近；邑卢没国即今日缅甸南部萨尔温江入海口附近的直通。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中国商人曾运载丝织品经怒江和伊洛瓦底江前往缅甸出售，并运回璧琉璃和其他奇石异物。经由陆水两道而开展的文化艺术交往也同样频繁。公元1～2世纪，除缅甸五次遣使中国外，掸国国王雍由调曾派遣一艺术团访问中国古都——洛阳。历史上曾有缅甸带来“国之珍宝”之说。

公元802年（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古缅甸骠国又派遣了以舒难陀王子为首的艺术亲善团访问中国古都长安，并做了精彩表演。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赋诗赞美其精湛的演技。中缅关系史上的这一盛事，至今仍为后人所传颂。从以上史实看出，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1000余年中，中缅两国友好关系始于良好的开端，继而保持了和睦友好的正常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逐步增多。18世纪末叶后，两国的贸易关系在更大规模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陆路与海上贸易兼而有之。中国输入缅甸的商品有：铜、铁器、朱砂、水银、纸、伞等。缅甸输入中国的物产有：棉花、生丝、燕窝、鹿茸、象牙、宝石、羽毛等。在文化交流方面，云南腾冲等地曾派人到缅甸传授开采玉石技术，缅人也曾派人到中国设立“缅甸馆”，传授缅文和从事翻译工作。

总之，中缅两国在长达2000余年的多方面交往中，以贸易占主导地位。公元前以民商居多，13世纪后，民官并举。自始至终，两国的商贸关系是本着“裕国通商”的精神而开展起来的，从而丰富和满足了两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交流则是承前启后，形式多样，它不仅渗透到各自的社会制度、民间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中去，甚而相互影响各自的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饮食及服装等方面。究其原因仍是两国地域相邻、同一族源、同一语系，和好共居、和衷共济。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直至20世纪中叶，中缅两国相继遭到列强的侵略、压迫和凌辱，共患难中的两国人民，互相同情，互相支援，并肩战斗，从而进一步加深和增进了中缅两国的传统友谊。

二 20世纪50年代后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1948年，缅甸独立后不久，随即面临着稳定新政权和建设新国家的繁重任务，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山水相连的中缅两国边界线长达2300公里，吴努政府面对着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强大邻国的崛起与勃兴，难免顾虑甚多，忧心忡忡，信否难决。加上国民党残余部队在中缅边境的骚扰、破坏，威胁着两国人民的安全，于是，建立和维护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便成为缅甸政府所必须采取的关键性步骤。吴努看清这一形势后，当机立断，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国政府也根据外交战略部署的需要，重视建立和发展对缅友好关系。1950年6月8日，两国正式建交。1954年周恩来总理首次访缅，和吴努总理共同签订并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在这一历史性文件原则精神的指导下，两国各个领域及相关团体频频互访。两国领导人在多次的互访中就两国共同关心和面临的实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了解。1960年和1961年，两国领导人又相继率领包括各个领域的大型综合代表团，相互进行访问。中缅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顺利解决了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此外，还签订了两国经济技术协定和支付协定，中国给缅甸无息贷款3000万英镑。上述一系列重大交往与活动，把中缅友谊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两国人民一度沉浸在极其浓烈的“胞波”友谊之中。这一崭新局面的形成来自五项原则的巨大威力和深远影响，来自中缅边界问题顺利解决，顺应民心且符合历史潮流。

1962年，以奈温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登台执政。新政府在其施政纲领中明确宣称，愿意和世界上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