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以下简称《交流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王介南教授继《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1998年）、《中缅友好两千年》（2000年）问世后，于2004年3月推出的又一部新的鸿篇巨制。王介南教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执教的40余年中，先后撰写了近百篇有关东南亚各领域的学术论文或散记。现已精选汇编成《东南亚与中外文化交流论集》，将于不久付梓问世。上述丰硕的科研成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介南教授将研究视野从缅甸扩展到东南亚地区，进而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全球领域。

《中外文化交流史》全书共46万字，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兴替作为时间主干，以朝代经济水平和对外交流的基本类同点为分界线，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7个篇章，连同卷首部分的导论，实际为8个篇章。全书自古至今，全面系统，条理清晰；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生动具体。既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又在纷繁交错的史实基础上，加以分析论证，进而提出独创见解，可称为“具有学术研究和参考价值的优秀史学教科书”，被多所高校列为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教材。该书2004年8月荣获第19届北方15省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2005年1月获山西第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文化”一词，应当如何界定，如今学术界有多种理解，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观点：

（1）每个民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通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成果和成就，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2）文化仅指精神而言，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等；

（3）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彼此有关联，彼此又难以划分。

在《交流史》一书中，作者对“文化”的理解，从总体内容看，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大的方面。全书涵盖的领域极其广阔，无所不包，既有国家政治、典章制度、伦理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军事外交，也有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天文地理，等等。“中外”二字中的“外”既有远隔千山万水的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也有与中国相互毗邻的亚洲有关国家，其中包括印度、缅甸、越南、老挝、俄罗斯、一衣带水的日本、隔海相望的菲律宾、一江之隔的朝鲜，等等。中外文化交流的时间跨度已不仅限定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五千年”，甚至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近万年。在漫长的文化交流史中，一般来说，都是你来我往，互通有无，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与提高。王介南先生精心撰写的这部《交流史》为我们敞开了认识古今中外文化交流全过程的大门，让人们系统地了解中国的优秀文化如何向世界传播，又如何把各国先进的文化吸收到中华大地。

这部著作给笔者留下这样几点深刻印象。

（1）我们经常谈论“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自从公元前的夏商或者从更为远古的5000年前开始，中国古代经济原貌和生产力已达到较高水平，已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自古到今，中华民族儿女，海内外炎黄子孙，常常为自己祖国有如此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而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历史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历史研究也很自然地随着社会的进步、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向前发展。王介南先生在其第一篇章《先秦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早期接触》中，用了一定数量的篇幅，引用了国内外诸多可信度较强的史料、证据或图片，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百越民族，开始了经陆海两路向东南亚的迁徙，带去了中国文化。……迁徙的路线分两条：一条由中南半岛通过陆路迁移入东南亚半岛；另一条由中国内地漂移过南海，从海路进入东南亚群岛”。10777798接着，又引用了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尔先生的一句话：“对于东南亚这次民族迁徙，考古学者虽有不同的假说，但一般认为有两次主要浪潮，第一次带来了新石器文化，第二次带来了青铜器文化。”考古学家冯·海涅格尔登认为：“带来这种文化的民族原来居住地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大河流发源的中国西部。”10777799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的真实性，作者查阅了多位相关学者的重要学术文献，进一步阐述和丰富上述观点。从菲律宾学者吴文焕、洪玉华所编的《文化传统——菲华历史图片》一书中引述道：“在史前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