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秋之交，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记忆中或因政治运动之故，推迟举行毕业典礼，并颁发毕业证书。然而，正当我急盼走上工作岗位去为国家效劳之际，校方接到中央文化部急需借调两名缅语翻译的函件，我和班上的另一名同学被指派担任此项任务。正是从那时开始，直至2000年春末夏初，整整45年间，时而接二连三、时而间断性地承担诸多各类不同领域的口译任务。在这漫长的45年口译征程中，我先是在原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从事对缅文化友好交流工作，“文革”后该单位撤销，于1974年调北外任教。其间，甚至退休若干年后，因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中缅相互交往之需，或陪团出国访缅，或在国内接待各类缅团来访，包括政府、文化、友好、工业、农业、合作社、国会、佛教、科技、歌舞、绘画、历史考古、体育（含足球、网球）。近半个世纪以来，也曾先后为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陈毅、贺龙和罗瑞卿等，在我一生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鼓舞和启示。任教期间，我两次带领学生赴中缅边境城市实习。退休前后又先后担任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在京期间，几乎每年都应邀参加缅驻华使馆的节庆活动等。倘若加上在大学四年学习缅语，可以说我一生中的2/3时光，都和缅甸语言结伴同行，和缅甸友人结下了良缘。粗略估算一下，在上述各类活动中，或国内或国外，结交的缅甸友人大约达500～600人之多。有的年事已高，已先后作古，有的长期失去联系，只能在脑海中留下对他们的深切思念之情。地处中南半岛的缅甸，风光秀丽、资源丰富，却因种种原因，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国家领导人尚缺乏与时俱进的情怀。可是，善良的缅甸人民纯朴热情、勤劳奋进，热爱和平民主，同中国人民情谊深厚。我作为一个长期和缅甸友人交往的普通教师，如今从事的是教育工作，其实，我的一生实际上已经献给了中缅友好事业，同“胞波”之邦结下了不解之缘。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口译工作历程，激情澎湃，心潮起伏，以往走过的道路，坎坷曲折，一言难尽。篇幅所限，只能从中选出印象深刻的若干事例加以追忆和描述，以求教于各位同仁和读者。

（1）众所周知，口译工作者不论在国内接待宾客，抑或出国访问，已不是代表你个人，而是代表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族，个人的一言一行，乃至着装、形象等，都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事事处处都要以符合维护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最高准则。哪怕是演出节目单的内容程序、交涉事务、口头谈话等。有这样一桩看似普通的事件，迄今仍使我记忆犹新，铭记终生。1961年1月，周恩来总理率领包括9个代表团组成由450人参加的中国友好代表团访缅，出席在仰光举行的《中缅边界条约议定书》签字仪式，这是中缅友好关系史上中国访缅代表团人数最多、层次职别最高、领域最为广泛、景况空前的盛事，为表示对这一重大盛事的热烈庆贺，有200余人组成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上述9个代表团中的一个，由总政歌舞团、云南省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北京京剧四团组成）决定在签字仪式的那一天晚上在仰光举行开幕式演出。恰好在演出前一天，周总理审阅了节目单的全部内容，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他对被召集到我驻缅使馆文化团的所有正副团长提出严肃的批评，指出在仰光即将举行的开幕式演出非常重要，我们此行是为中缅友好而来，所有节目的安排也应服从这一总原则。因此，原节目单上的第一首歌曲《东方红》应改为《中缅友好歌》，此外，男高音独唱《永远升起不落的太阳》中有“共产党”10777813三个字，这对缅甸来说是不合适的，应把“共产党”三个字删除掉。全部节目单是在国内由外文局翻译、印刷并空运到仰光的。总理当即指示在仰光重印。当时我作为主管对缅文化交流的一名工作人员，且担任该团的主要翻译，未能在第一时间内发现问题，呈报各级相关领导阅后亦未提出任何意见。好在周总理眼光敏锐，政治警觉性高，才避免了这一严重政治错误的发生。每当我忆及此事，都极为难过和痛心，说明自己政治素质低，未能准确把握好对缅的方针政策。

1973年春季，中央农业部接待来访的以缅甸农业部长吴耶贡准将为团长的缅甸农业考察团，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