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1日是中国当代著名东南亚研究学者、教育家、翻译家姚楠教授100周年诞辰纪念日。当今时代，正当我国与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合作事业蓬勃发展，我国东南亚学界正在不断加深对东南亚地区各领域学术研究之际，中国有关城市的东南亚研究学者们汇聚古都南京市，隆重热烈地纪念这位我国东南亚学者所熟知的南洋研究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姚楠教授100周年诞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时代现实意义。姚楠教授是我年满18周岁进入第一所大学时最仰慕敬重的大学者，他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勇于克服困难、力求创新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外文专修学校东语系系主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因而，当我提笔深深追思姚楠教授的学术贡献和学术生涯时，思绪万千，百感交集。1951年9月，我从福建南方沿海小镇衙口南侨中学首次来到中国的最大都市——上海，就读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外文专修学校东语系学习缅甸语之时，姚先生被校方任命为这个系的系主任。这个系除缅甸语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语和越南语共三个专业，是外交部委托代理培养的。一切学习、生活、管理等都由革大外专全权负责。姚先生虽忙于其他要务，不能时常来校，仍不时抽空来校东语系看望大家，关心教学情况及学生的学习生活。1952年8月，全国实行院系改革调整，我系60余名学生也随之奉命离沪来京，三个专业的学生也从此合并于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有关专业。从那以后，我和同学们也因此而久久无法再见到姚先生。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东南亚学术界在姚楠等几位老学术领头人的引领下，东南亚研究事业方兴未艾，随即成立了中国东南亚学术研究会，举行各种相关活动，出版各种译著，也因此而召开各种会议，我们从此就有了更多机会不断见到这位久别近30年的姚老先生。这位20世纪50年代初期相貌英俊、潇洒儒雅、风度翩翩的大学者，那时他头上也慢慢地增添了些许银发，走起路来也不如50年代初任革大外专东语系主任时那么步履轻盈。据悉，这都是50年代中末期及“文革”期间因种种莫须有罪名而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所致，改革开放不久，随着各种“黑帽”被革除，昭雪平反，恢复名誉，老先生大发革命青春，如同青少年时代一般，干劲倍增，日夜加班加点，身兼种种社会活动职务，撰稿译著等身。

由于和姚老先生见面机会的增多，对这位老学者及其走过的学术道路的了解也更加深入具体。首先是他来到星洲之后，就积极发展创立南洋学会，出版学报，创办刊物，撰写有关东南亚国家的专著，如《星椰雨集》《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马来亚华侨史纲要》《前人侵略澳门之经过》《暹罗历史》等。另有大量东南亚等国的史地和经济文章。接着又以巨大的毅力翻译《马来亚史》和哈威的《缅甸史》。译《缅甸史》时遇到困难更多，历时达7年之久。书中的不少缅甸古代史料涉及佛教、巴利语及中缅关系史，为了让中国读者阅读方便，姚先生四处查阅资料，详加各种注解，加之原作者哈威是英国人，书中有不少站在英帝国主义的观点，歪曲客观史实，姚先生对此都尽其所能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予以批驳。此外，姚先生又带领数位青年东方学者先后共同在重庆、昆明、南京创办东方学校，语种由少而多，开设科目也不断增添，姚楠教授担任校长期间，学制由原来的两年增至三年，增聘了多名社会名流兼任教授，如费孝通、常任侠、朱杰勤、江应梁和林光灿等，这批青年学生毕业后为当时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如陈炎、陈玉龙、葛治伦等。办学过程中，姚先生特别强调教育和科研必须结合起来，如东方语专校内增设了研究室，学生们除精通东方语言、英文外，又比较熟悉所学语言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习俗等情况。20世纪80年代后，姚楠教授尽管由于上面所提及的原因，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劳累过度，仍不断为自己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王介南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称，“姚楠教授呈献给文化宝库近千万言译著”“是一位培养后学新人、功绩昭著、有口皆碑的南洋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不愧为我国当代东南亚研究的一代宗师”。

1991年9月北外亚非语系成立30周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50周年，姚先生曾在百忙中为我们的院系两级庆典挥毫泼墨：

三十载栽培，细看今日桃李遍天下；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