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夏季，中央做出关于全国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的决定。原设在上海华东革大外专东语系的印度尼西亚语、越南语、缅甸语三个专业奉命合并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同年8月14日，上述三个专业共约60名学员，满怀激动喜悦的心情，踏进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之门。次日上午9时许，北京晴空万里，白云朵朵，虽为夏季时节，却无闷热之感。在一个约近80平方米的会议厅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享誉国内外的国学大师、北大东语系创始人、东方学泰斗季羡林教授。全体新学员聆听了季先生的亲切敦导和勉励。接着，我们缅语班的新学员，又在沙滩红楼（原北大旧址）缅甸语班教室见到了如今在缅甸史学、海上丝绸之路与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上取得丰硕成果、深受国内外同行学者赞誉和钦敬的陈炎教授。

那时的陈炎老师年仅36岁，中等身材，结实硬朗，风华正茂，满怀壮志雄心，讲话略带浙江口音，穿着一套灰蓝色旧中山服，加上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给我留下亲切热情、朴实随和、平易近人、对教学充满热爱和执着的深刻印象。他以缅甸语专业教研室主任的身份，向我们介绍了该专业的简要情况、开设的课程，并结合当时的中缅关系及我国外交政策，讲了有关学习缅甸语言的重要意义，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要勤奋努力，认真刻苦，毕业后为中缅友好与文化交流事业做出贡献。

回想在北大求学期间，陈炎老师除领导教研室有关教学管理工作外，还为我们开设缅甸语语法、缅甸概况和笔译等课程。他讲课前备课充分，尽己所能，搜集各类参考资料；授课时，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反复举例，引证说明，答疑详尽；批改作业，细致入微，严格要求；对那些学习上稍有点滴进步的学员，尤以无限欣喜之语气，加以点评，给予鼓励或表扬。课余时间，常常来到教室，和同学们谈心，交流思想。不久，北大校址由沙摊红楼迁到旧燕京大学校园内，陈老师的住家也随之迁移而至，住房条件逐步有了改善后，还亲切热诚地邀请我们这些远离故乡的学子到他家中做客，师母胡之滢老师亲自下厨做了丰盛且美味可口的菜肴款待我们。使我们这群来自福建农村（或小城镇）的弟子，大饱口福，倍感温馨、怡悦，体现了陈老师、胡老师夫妇对学生们的关心与爱护。

195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因工作需要，从1956年开始，我多次陪团访缅，担任口译工作。每次我都借机从缅甸带回为数甚多的有关缅甸历史、文学、语言和民族等方面的图书及各类期刊资料。陈老师得知后，高兴异常，不辞劳苦，从远在西郊的北京大学，专程骑车来到东四三条原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局办公所在地，挑选索借他正在从事研究的相关图书资料，诸如《缅甸琉璃宫史》《缅甸大百科全书》《缅甸史》等珍贵缅语图书。陈老师在肩负繁重的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况下，勤奋刻苦，分秒必争，千方百计利用一切空余时间，从事缅甸史研究或翻译工作。1957年初，陈炎老师应著名东南亚史学家、中西交通史专家、翻译家姚楠教授之约（确切地说是经姚楠教授的多次动员或鼓励），为姚老师早年呕心沥血精心翻译并详加大量指导性注释的《缅甸史》进行全面校订。学识渊博且德高望重的姚楠教授，精通中英文，20世纪40年代翻译出版的《缅甸史》，文字优美，准确流畅，洋洋60万字，是缅甸学界几代人研究、学习缅甸史的极富参考价值的学术性译作。鉴于姚楠教授未曾学过缅甸语，而陈炎老师除中英文均具深厚功底外，又是专攻缅甸语、治缅甸史的学者。他接受姚老师交给的任务后，倾心竭力地对包括缅语译音在内的全书许多译词译句等认真细致地加以校订。姚楠教授阅后，深表满意，对陈老师的校订工作倍加赞许。

1957年秋季，在一场灾难性的反右运动中，陈老师本着对党热爱的一片赤诚之心，以及渴望早日加入这一先进组织的热切愿望，给党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不料，好心竟未得好报，随之而来的是，一顶沉重且令人惊心的“右派”大帽子压在这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心地善良的陈老师身上，从而使他白白浪费了20余年的宝贵时光，无法从事他无比热爱且正在倾力而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那时，北大上空乌云密布，身为陈老师的学生，只能在内心深处暗暗地为之痛惜，为之鸣不平。然而，就在这种处境极端恶劣、家中亲人有病、生活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