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市病”的概念与表现

“城市病”的英译有多个，比如Urban disease和Urban malady。Urban disease和Urban malady都有其专门指向的领域和内容。而从城市学的研究角度来看，“城市病”的准确翻译应该是Urban problem，即城市问题。学术界一般采用两种主要方式界定“城市病”的概念，一种是根据城市病所表现的病态问题特征来界定“城市病”；另一种是基于“城市病”产生的内在原因，这通常被认为是城市病的本质。但“城市病”是城市整体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多种问题的表现，因此从系统层次界定“城市病”应该更为恰当。而城市是怎样的一种系统呢？有学者认为城市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城市病”即产生于城市自组织过程中的非平衡态。因此将城市视为一种复杂系统应该更为贴切。从复杂系统角度来看，“城市病”是城市在一定诱因下“涌现”出来的一种“混沌”状态。“涌现”和“混沌”都是复杂系统科学中的专用术语，鉴于其所具有的猜想和假设的特质，在使用“涌现”和“混沌”的时候，需加上引号。现代城市是否符合“复杂系统”的特征？“城市病”是城市这个复杂系统的何种状态？复杂系统理论对于认识城市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有何启发？这都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猜想和研究。

在系统梳理“城市病”的相关文献基础上，“城市病”的表现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①自然资源短缺；②生态环境破坏；③基础设施不足；④公共服务紧张；⑤公共安全弱化；⑥生活质量下降；⑦社会隔离加剧。而关于“城市病”的病因分析，则可以从不同角度列出长长的清单，诸如城市规模过大、城市空间不合理等。透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病因分析，可以发现“城市病”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短缺、错配和多元。所谓“短缺”指的是资源无法满足需求的绝对短缺；“错配”指的是资源与需求在时空上的不一致导致的结构性短缺；“多元”则是指城市的异质性和复杂性的增加而带给城市及城市人的压力。考虑到城市是个复杂系统，“城市病”又是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资源既可能错配也可能短缺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针对“城市病”的治理就要避免采取单纯的“头疼医头”的方式，而应采取综合治理的手段。

二 城市规模的控制和负外部性考量

从历史的视角和最优城市代表性估算出发，以水资源的利用和城市交通为例说明“城市病”的出现以及资源和服务的短缺不能简单、直接归结于人口规模的扩张，转型期间城市资源、服务和空间分配格局出现极大的体制性差异，城市病与城市规模没有必然联系，城市低效率的存在主要是由负的外部性引起的，与人口规模无直接关系，最优城市规模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吸取中国过去城市化的教训，必须在城市化战略和城市发展方针上超越规模思维，打破种种制度藩篱，让更多的人享有城市文明的好处，从政策上应着眼于管制负外部性而非限制人口规模。

同样是从体制性差异和负的外部性考虑，“城市病”与城乡关系具有非常强的关联性，流动人口面临劣化的公共服务和短缺的服务设施，这就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接合部”现象，而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城市病的构成部分。城乡接合部是城市流动人口激增的主要承载地区，全部流动人口的83%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城乡接合部是中国城市病的典型标本，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种种矛盾并浓缩了城市化道路所承载的负面效应。可以说，城乡接合部是城乡关系与城市病之间因果链条中的关键节点，因为环境恶劣、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公共卫生、治安问题突出，城市管理的二元体制更促使该区域成为水污染的重灾区和空气污染防治难点区。因此，减缓和治理城市病需要向郊区和农村“借力”，继续加大城乡统筹力度，构筑新型城镇体系，加强城乡接合部的治理和改造。

三 城市空间研究的理路演进和北京城区的空间优化方案

城市空间格局是城市科学研究“城市病”的立足点，城市规模过大、密度过大、布局不合理导致的生态灾难、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病都可以归结为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已有的有关城市空间格局的相关研究结果中尚未有一个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或最不适宜的。梳理西方学者对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依然可以发现相对清晰的演进脉络，即城市形态研究阶段、实证主义分析阶段、以结构主义分析为代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