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监测调查，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1]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比上年增加274万人，增长1.7%。（中国网2月20日讯）可以说，当下，正有两亿多农民工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制造出了一个流动的中国。大量农民工进入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不可避免地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形成“城市病”，在就业、入学、交通等方面给城市带来了巨大压力。

针对“流动中国”的情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事实上，北京市一直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但是人口数量过快膨胀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十年来，北京的人口增长当中户籍人口增长24%，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占到76%，北京人口的治理，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如何来调控76%，这是根本。而外来人口2/3集中在四大传统行业，说明北京不应该发展这些和首都功能定位不太一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北京市就业人口当中11.4%在批发零售业，这都是造成北京交通拥堵的很重要原因。另外，目前的外来人口在北京的处境是受排斥、被挤压的“嵌入式”生存状态，而不是一种“融入态”。一般来看，人不仅仅会基于经济理性只考虑利益的得失，往往也从是否受到尊重的角度考虑城市迁移意愿。在城市工作生活，如果让外来人群感受更多的是歧视与排斥，那么他们有理由选择离开。当然，离开只是一种方式，在受到歧视与排斥时还有一种更直接、更剧烈的方式，就是冲突，这也是诱发社会不稳定与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站在北京“和谐首善之区”的角度，合理疏解外来人口，是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北京人口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 北京特大型城市人口“越控越多”的原因分析

（一）北京对外来人口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改革开放后北京进行过三次城市总体规划，但每次都对人口增长的预计大大落后于实际人口的增长速度，究其原因，恰恰是对北京城市的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对北京市的超强的集聚能力认识不足。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逐年增长，目前北京市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比例大致为2∶1，这充分说明了北京的天时地利人和对外来人口的巨大吸引力。

表1 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逐年增长

（二）北京特大型城市的高就业率、高收入水平、低消费支出，给外来人口以强烈的迁移意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创新人口管理时，重申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然而事实是，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一直以来持有很强的城市迁移意愿，只有少数农民工会选择未来还回到农村。^[3]从目前我国城市分类管理的政策取向来看，中小城市落户放开与农民工的迁移意愿总体一致，不过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严控与农民工的迁移意愿则存在冲突的可能。

关于外来人口迁移意愿，较为经典的理论解释是人口学的“推-拉”理论。Bagne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是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4]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推-拉”理论对于人口向城市迁移极具解释力。

在经济学方面，托达罗的预期收入差异论则强调当劳动力估计在城市部门预期的收益高于在农村的收入时，劳动力迁移便会发生，反之劳动力将会继续留在农村。^[5][6]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否不仅取决于他们在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距，还取决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迁移后按照当地的生活标准所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7]在社会学方面，研究者则关注到人口流动的特征，^[8]稳定的收入和好的保障水平是影响流动人口永久迁移的原因。^[9]

北京作为首善之都，对全国人民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那么，对于愿意长期“漂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