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到2013年，以城镇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衡量的城镇化率已达53.7%，年均提高1个多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10年的658个，其中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从2个增加到16个，并且出现了6个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2007年上海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2011年北京常住人口也超过2000万，2013年达2114.8万，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上升到38%。与此同时，政府、学界、媒体和越来越多的市民注意到一系列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公共服务短缺、就业竞争激烈、交通拥堵加剧、房价迅速上涨、环境污染严重等，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的呼声不绝于耳。一种观点将城市病与城市规模联系起来，认为城市病归根到底是“大”引起的^[1]：其一，普遍将城市人口“过度集中”或“规模膨胀”视为城市病的典型症状之一；其二，认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病的表现越突出，甚至直接冠以“大城市病”之名。进而将严控大城市规模作为治理城市病的首要措施。如何认识“城市病”？城市病是城市规模过大引起的？理论上的最优城市规模是如何决定的？现实中城市规模是否可控？这些问题亟待厘清。

本文首先从“城市病”一词的来源切入，接着从理论、历史与案例分析三个方面阐述了城市病与城市规模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第二部分简要概述最优城市规模理论的研究进展。第三部分以北京为例，历史地考察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动和调控。1949年以来北京一直以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为目标，但这种努力似乎并不成功。第四部分以水资源利用和城市交通为例，概要说明自然资源危机和公共服务短缺不能简单、直接归结于人口规模的扩张。公共政策的制度除了考虑规模、进行均值分析以外，应该更进一步，破除体制性、结构性因素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碍，实现包容发展。

一 城市病还是城市问题？

（一）“城市病”来源

“城市病”一词源于对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的批判和反思。英国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源地，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城市社会的国家。人口短期内向城市尤其是伦敦快速集聚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贫民窟内赤贫、疾病、犯罪恣意泛滥，并向整个城市蔓延。严峻的社会形势、潜伏的社会危机与革命风险促使当时社会有识之士去关注、调查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霍华德提出建设田园城市设想，发起成立了田园城市协会，力推其设想在实践中落地生根。霍华德的副手和追随者、英国新城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奥斯本（Frederic J.Osborn）1918年出版了《战后新城》^[2]一书。在“城市病”（Urban Disease）的标题下，奥斯本分析了“一战”前英国少数大城市膨胀及其影响：人口与财富分布持续失衡，伦敦及周边诸郡占英国人口的比重从1801年的18%提高到1937年的25%；城市损害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城市婴儿死亡率与乡村相比高得骇人听闻。接着，他又以“乡村病”（Disease of the Countryside）为标题，分析了乡村和小城镇缺少活力、缺乏选择的多样性，因而自由匮乏的情形。相较于乡村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大工业城市显然不利于健康，甚至丑陋不堪。然而，大城市所特有的活力与自由、合作与对抗正是停滞的乡村所欠缺的。奥斯本在书中设问，在现代工业体系背景下，怎样的最优城市规模才能兼顾城乡优势？最后他建议英国政府把建设绿带环绕的新城纳入“一战”后的重建项目之中。30年后“二战”结束之时，英国政府通过《新城法》，开始大规模建设新城。

（二）城市病与城市问题

“城市病”一词鲜活地描绘了高密度、高频度（相互作用）的城市在经济社会关系、生理心理、环境卫生、道德审美等各个方面对人类的种种“戕害”，但后继的欧美城市研究中罕见沿用。英国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未收录该词。美国诺克斯和迈克卡西在《城市化》一书中，使用“城市（化）问题”讨论了欠发达国家贫困、住房拥挤、城市服务匮乏、交通和环境退化五个主要问题；针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情况分析了贫穷、暴力犯罪、无家可归者以及基础设施和环境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试图对笼统而庞杂的城市问题加以区分：一类是指由城市诸如环境、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属性所引发的问题，强调城市（空间）与特定问题在社会空间辩证法意义上的双向互动；另一类则是由更为宏观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