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具有很强的自组织和容错能力。但是如果问题持续恶化，超出了城市的自组织和容错能力，所造成的城市的种种失衡和失序问题，就表现为各种“城市病”。关于城市病的病因，能够列举出很多，诸如人口膨胀、规划失当、管理不善等，但在几乎每种城市病之后都能找到三种基本的病因：短缺、错配和多元。所谓短缺，指的是资源无法满足需求的绝对短缺；错配指的是资源与需求在时空上的不一致导致的结构性短缺；多元则是指城市的异质性和复杂性的增加而带给城市及城市人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城市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水资源的短缺，一直是北京面临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近几年，北京市的交通拥堵现象日趋严重，以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问题更是引发中央高层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破解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城市病”的呼声高涨。

一 城市病的测度问题

（一）已有的城市病测度研究

学界目前对城市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病的概念、病因和治理上。虽然学者们很早就认识到对城市病进行量化度量的重要性，但是直到最近两年才出现了这方面的一些实证研究。

李天健（2012）将城市病的主要表现归纳为自然资源短缺、社会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交通拥堵四个方面，据此建立了城市病的评价体系。该研究的特色之一是针对每一指标将城市病划分为五个等级，并由此确定相应的评价值。由于指标的实际值与城市病的严重程度之间并不一定是严格的线性关系，因此这种无量纲化的处理方式颇有可取之处。在笔者2013年提交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将城市病的一般表现进一步细化为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污染、城市交通拥堵、居民生活困难、公共资源紧张、公共安全弱化等六个方面，由此建立了更加系统的城市病评价体系。

王大伟等人（2012）针对与城市的过度集聚直接相关的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四类城市问题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该研究的特色是针对每类城市病，都给出了两类指标：一类是代表各类城市病当前状态的指标，即现势指标；一类是将会影响到城市病变化和发展状态的指标，即趋势性指标。该项研究的另一个特色是在城市病的标准方面，以运行较好的大城市的各项指标的平均情况为依据，确定一个“标准城市”，以此作为判断城市是否发生城市病的临界标准。

鲍嘉（2013）基于模糊评价法，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对合肥市2007～2012年的城市病状况进行了测度。这项研究不属于对城市病的直接测量，而是根据对城市整体运行状况的度量间接地反映城市病的状况。

从以上文献综述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对城市病的度量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在如何更加精准地测量城市病的严重程度，以及如何发挥这种测量在城市病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上，都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

（二）城市病测度的基本思路

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基于城市病的诸种表现构造评价体系的。虽然城市病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但是其中仍有一些共性可循。界定城市病的表现是评价城市病及找出城市病产生原因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只有从城市病的表现出发才能找出正确而全面评价城市病的程度以及探索城市病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现有关于城市病的文献中对城市病的表现或者症状多有涉及，但大多是根据具体城市的情况列举“最重要的”城市病表现，缺乏对城市病一般表现的系统梳理。我们认为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资源短缺。水、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面临日益严重的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反过来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

（2）生态环境破坏。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的转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等因素，会使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甚至超出了城市承载力的极限，使城市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基础设施不足。资源短缺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短缺，还包括社会资源短缺。基础设施与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城市不能为人们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无疑是这个城市患有城市病的表现。

（4）公共服务紧张。当公共服务的供给无法满足人口对公共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