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有关于中国特殊的郊区化进程研究也多了起来。众多学者开始将视角转向低收入阶层，空间分异、居住隔离等现象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角度。近些年，关于被动动迁居民利益表达的行动诉求（王蕾，2009）、居住模式（安钊，2007）、心理适应（唐令为，2006）成为研究焦点，也使得低收入弱势群体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潘海啸等（2010）对动迁居民的出行特征进行了尝试性研究，袁君等（2013）则以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江桥基地为例，对动迁居民通勤出行特征进行了分析。学者们从低收入群体自身需求的角度探讨着居住空间的理想状态。本文以北京市天通苑地区为例，对被动搬迁居民的社区满意度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了解其居住环境、生存状态等，从而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参考。

一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主要集中于昌平区东小口镇清水园社区与嘉诚花园社区共300多户被动迁居家庭。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调查，辅以个别访谈。设计调查问卷及访谈提纲，确定典型样本区域、典型样本人群和主要调查指标，访问的方式为样本人群集中点集中调查，要求有效问卷的人群必须真实，并符合调研条件。调查在2013年11～12月实施完成。

问卷围绕搬迁后人们的出行时间、生活便利性、社区安全性、小区周边自然环境、社区人文环境及氛围、居住环境健康性等9个一级指标和42个二级指标进行调查，调查不仅关注到目前该地区迁居来的人口的居住状况，并关注到了迁移前的相关数据等资料，以期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地探析。

本次调查主要涉及人群为两个社区的搬迁居民，他们大多来自平安里、和平里、豹房以及洼里地区。

二 被动迁居人群社区满意度特征

（一）各影响因素结构特征

此次问卷围绕的9个一级指标和42个二级指标，其中，关于出行时间、居住面积、几代人居住以及房价对比等项为单独评项。

表1 住房情况统计量

表2 住房面积

表1和表2说明，被调查者中有40.6%的家庭住房面积在91～110平方米之间，是各组中频数最高的；其次是面积在111平方米以上的，占23.9%，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的所占比例是最低的，为14.8%。从统计量表来看，偏度为负，这种负偏态说明绝大多数的值（包括中位数在内）位于平均值的右侧。而这一点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在走访中所得到的信息，绝大多数居民搬来此地后，都希望住房宽敞。一是因为这些人先前有的居住在胡同里，希望搬迁换房能够借机改善居住条件；二是一部分人先前居住在农村（如洼里地区动迁居民），他们换房时一定要选择面积大、采光好、通透性好的住宅。从数据中看出，当时的房价与其他地区对比，绝大多数人认为处于平均水平，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数据所反映出的负偏态（见图1），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较大面积住房，住房条件也确实得到了改善，但这无疑增加了生活成本。

图1 住房面积直方图

其余评项运用SPSS因子分析法^[1]对各维度进行了特征分析，并提取了主要因子。通过分析，KMO值为0.904，Bartlett球形度检验P值为0，在0.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KMO值与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同时表明适宜进行因子提取与分析（见表3）。

表3 各成分载荷与各维度均值（N=155）

续表

（二）总体分析描述

通过SPSS分析6项主要影响因素，天通苑地区被动动迁居民满意度得分均值为3.13，也就是说，从此六大因素来考量动迁居民的社区满意度，大部分得分均为“一般”或者“不满意”，也就表明居民对社区的评价总体较低。

从图2也可看出，各成分均值差异较为清晰，其中社区安全性与出行便利度为各因素中最不满意，而我们在调研之前所假设的“公共设施配置”，包括教育、医疗等机构，也处于“一般”水平。

图2 各主要成分均值差异

（三）原因分析

前述分析结果，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动迁居民主动选择较为偏远地区。受房价及家庭条件等的制约，为了既改善住房条件（其原因开篇通过数据已经进行了解释），又不影响家庭生活，被动动迁居民一般会选择较为偏远的地区进行购房。而这些较为偏远地带的社区公共设施配置水平普遍较低。“和中产阶级相比，由于低收入阶层对社区级公共设施更为依赖，因而这种配置状况对被动动迁居民生活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2]

居住地改变后，对于生活便利性的评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