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意义上讲，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是宣传文化系统根据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新形势，顺应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潮流，尝试参照一般领域（国资委管辖领域，不含金融和资源类国有资产监管领域，下同）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同时兼顾管理文化导向的特定要求而做出的主动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中央、北京、上海、重庆、深圳等多种代表性监管模式。每一种模式下的中心任务都是首先明确一家履行出资人的机构或资产管理公司，然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建章立制，创新性地推进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工作。

关于如何搭建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体系管理架构，尽管各地模式不一，但已取得一些基本共识。目前，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工作的重心已转移至如何出台合理有效的监管制度、如何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平衡国有文化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中微观执行层面。本文认为，当前要做好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工作，关键要在深入把握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与一般国资监管区别点的基础上，合理借鉴有效经验，兼顾差异化特征，进行重点突破并相应开展制度建设。

一 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与一般领域国有资产监管的区别

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与一般领域国有资产监管的差异点，主要集中在法律制度体系基础、改革任务性质及外部环境、企业业务社会公益性程度等方面，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些区别并做好相应处理是做好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工作的起点。

（一）规章制度体系建设基础不同

一般领域国有资产监管工作重要的法律基础有2003年以国务院令颁布实施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以国家主席令颁布实施的《公司法》、200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以国家主席令颁布实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目前，国资委系统出台的各项制度规章都是以上述法律法规为根据的，有顺理成章的法律上下位对应关系。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工作目前尚无正式的法律法规，全国各地出台的规章制度只能以上述法律法规为依据，具体内容参照国资委系统出台的各项具体制度措施。

（二）改革任务性质存在时间差

由于列入国有文化资产监管范围的大部分国有文化企业主要脱胎于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正处于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对应于20世纪90年代一般领域国有企业改革时期。但今天国有文化企业与一般领域国有企业面对的是同样一个外部市场环境，相对来说却要同时完成转企改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化等多重任务，而一般领域国有企业早已进入上市融资、股权投资甚至海外投资等新阶段，国有文化企业必须奋起直追才能实现与时代融合发展。

（三）监管企业社会公益性程度不一

一般领域国有企业可以专注于围绕收入、利润、现金流等指标进行经营拓展，根据这些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取得合理奖励回报。国有文化企业一方面要作为企业主体进行市场化经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担新闻舆论导向、文化产品内容审校把关等社会公益职能，甚至很多情况下会要求企业社会公益职能发挥前提性决定作用。因此，有必要把对国有文化企业社会公益性职责履行情况作为重要考核内容，进行区别化对待。

二 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成为合格市场主体的重点任务

（一）搭建国有文化资产监管的制度框架，实现依法有效履行出资人职责

从一般意义上分析，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本质上是履行企业股东角色职能，关于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及股东会的议事规则，《公司法》已有明确的规定。从特殊意义上分析，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属于国有资产监管的范畴，与社会一般领域的股权投资关系显著不同。《企业国有资产法》围绕国有企业各个层面的事项，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国家出资企业法律制度、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等进行了明确规定，相当于对国有企业监督管理有别于一般民事主体的特殊性做了法律细化规定，从而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监管机构与监管企业均应遵照执行并细化落实。

1.监管机构层面

作为资产监管机构，尽管没有必要像国资委那样出台门类齐全、面面俱到的监管制度，但至少要依据《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框架性的规章制度，实现资产监管工作纲举目张。如制定国有文化资产重大事项管理制度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