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埃文斯认为：“21世纪将告诉人们移民政策是如何以一种‘文明’的方式去应对文明的碰撞而无须发生诸如暴力、种族灭绝和文化霸权事件。”^[1]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华侨华人的回国数量不断增加。居住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社会环境背景与中国存在巨大的差异，使回到祖国的华侨华人，会出现对祖籍国生活和文化的不适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文化认同危机。

一 新归侨文化认同的主要困境分析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某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所产生的归属感，包括社会身份、价值规范、人际交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艺术等方面。文化认同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既体现着同一，也意味着差异，华侨华人就处在这种明显的差异境遇之中。

（一）个人层面：价值冲突导致的自我认同困境

价值是人维护自身生命与存在的“堤坝”，是人类抵御空虚和虚无的防线。“价值”之于人的这种“可珍视性”在于它体现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更体现了人对其自身的内在追求与终极关怀。^[2]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交往方式与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念息息相关。价值观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为人们区分是非提供了一定的价值标准和意义指南。在社会发展的变革时期，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为人们的价值选择提供了广阔空间。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往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他们最遥远的形态）的制约。”^[3]文化选择与文化认同是一个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新归侨对自身的文化认同是复杂而模糊的。经受过异文化熏陶的华侨华人，在重新回到母文化环境的过程中，受各种内外部因素影响，他们往往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社会生活中缺乏应有的社会支持网络。文化心理方面的自我价值认同缺失、逆向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可能会使他们自信心不足，加剧他们回国后不适应的心理压力。世界观、价值观的颠覆，使他们产生对自我的怀疑，从而形成认同困境。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特质或一种特质的组合，它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可以说，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认同既是一个自我形塑的过程，又是一个自我形塑的结果。^[4]

（二）群体层面：差序格局中的人际关系认同困境

文化认同不仅仅是个体心理的认同，而且是个体与组织以及社会关系的认同。社会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中国人是关系取向的。^[5]自我和人际关系都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人是社会的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备受前贤后昆所重视。^[6]在日常社会互动中，人际关系决定了双方如何对待对方及其他的相关事项。^[7]生长在特定群体中的人，会沿袭一些既定的血缘、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他与族群中的其他成员因一种根基性的情感联系而凝聚在一起。一般来说，相似的语言和习俗能使移民较快熟悉当地社会。

西方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团体格局”，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并且分界很清晰，即群己关系明确，强调的是平等和个人的权利；中国社会结构则是“差序格局”，群己关系没有明确的界分，人情、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8]在传统中国，中国人的道德是私人道德，在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8]尽管当今社会与费孝通写《乡土中国》时相距甚远，然而，传统中国的很多方面仍然在发挥作用。在对新归侨的调查中，我们看到，新归侨对国内“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观念与行为，包括人情、面子等方面的过于重视显得不太适应；对国人被过分压缩的人格、人我界限的不明朗、“个人”的不发展、“长幼有序”的薪水累进制以及“拉关系、走后门”的制度化等现状有着深深的不适应。尽管他们试图努力在新的环境中结识新的朋友、融入新的社会，但归侨的内心深处，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和不习惯，这使其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往往选择具有同一文化背景的主体作为他们的交往对象，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具有相似背景的归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