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问题及分析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调解是社区调解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社区内相关民间纠纷的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性自治活动，是我国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随着我国的改革和转型进入深水区，各种利益矛盾空前尖锐，社区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道防线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大。要真正发挥社区调解的功能，必须对实践过程中社区调解的运行逻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信任是调解的基础，信任机制是调解过程中的核心机制，要理解社区调解的运行逻辑，离不开对调解过程中信任机制的理解。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在调解过程中，信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或者说当事人到底是怎样形成对调解人的信任的，调解员又是如何赢得当事人的信任的；在不同“场域”中，不同的信任机制又是如何影响调解策略选择的。

（二）理论视角

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经过限定的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结构^[1]。因而，场域是一种具有自身独特运行逻辑与规则的独立空间，即基于调解主体间互动的情境概念。关于惯习，布迪厄认为，“惯习将其特殊影响归结为在意识、语言之下或意愿控制之上来发挥作用，且它自身还包括了个人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2]因此，笔者认为在调解过程中，惯习体现了调解人在解决矛盾纠纷时体现出的应对策略。而在调解场域中，调解人会采用调解惯习来获取各种社会资本，而这种资本就是信任。正如李全生所说：“场域内存在各种力量和竞争，但能够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一种资本若不与场域联系在一起，则很难存在和发挥相应的功能。”^[3]本文将“场域”定义为社区调解互动空间，即M社区和K社区范围内的情境概念；将“惯习”定义为基于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心理反应模式；将“资本”定义为调解过程中信任机制的影响因素。

（三）社区简介

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在不同的“场域”中，信任机制是不尽相同的。具体到社区调解过程中，在传统的熟人社区和现代陌生人社区中，信任机制和调解策略都有很大差别。笔者选择了两个典型社区分别代表这两种类型的社区。^[4]

M社区，S省农村社区，位于C市县区，距市区2.5公里。该村有近百年的历史，是民国时期各地逃荒难民在此聚居而逐渐形成的村庄。全村总面积0.32平方公里。人口669人，人均收入3700元。村委会现有支书兼主任1名，副支书2名，副主任3名，委员2名。

K社区，S省城市社区，于20世纪80年代初组建，地处C市繁华的东一环路旁，由部分社区合并而成，辖区面积约0.8万平方公里。辖区内有居民3200多户，10000多人口，且人口流动性较强，在此社区居住超过10年的居民仅占社区总人口的9%；居住超过5年的居民占社区总人口的23%。居委会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书记1名、主任1名、副书记1名、副主任1名、委员4名。

二 社区调解：乡土正义与法理正义

通俗说，调解是做“人”与“人”之间的工作，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场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不同、调解的利益诉求也不同，因此调解的目标和策略也不一样。

（一）传统农村社区调解中的“乡土正义”及其运行逻辑

在农村社区场域中，当事双方彼此熟悉，会因在同一地域生活而产生一种地域认同感，这使得该场域具有“乡土性”特征；而维系这个“熟人社会”的纽带是“伦理道德、人情和情分”，这是作为一种“社区共识”的“乡土认同”。他们求助于调解的目的或是为了避免更大的分歧而使双方的矛盾能够以较小的成本得到解决，即寻求“乡土正义”。如徐忠明所言：“在熟人社会中，较为紧密的人际关系决定了‘舆论、人情和面子’的治理是最佳的治理模式，也是较为经济的治理模式。”^[5]这就决定了调解人所使用的调解惯习的具体顺序应为“情为主、理为辅、法次之”。

在调解中，调解人往往会“打感情牌”，即将当事双方的矛盾转化成对“乡土人情”的破坏。例如：

案例1：2012年10月，村民张某和徐某为了方便自家生活，在各自院内新挖了一条下水道。其中一户认为该下水道贴近他家自来水管，冬天容易造成水管冻住，因此到村委会反映情况。为此两人结下矛盾。（资料来源：M社区村委会调解档案20121008）

该案例中，村主任用“同理心”使矛盾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