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谓社区共治

1.定义

社区共治是上海近些年在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领域做出的新的探索，是指在街道、镇层面由行政机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居民等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协商处理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安全等社区公共事务的一套社区工作机制，是多元主体在社区范围内表达意愿、民主协商、解决公共需求、增进群体利益的制度安排和行动过程。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区别，上海的社区是介于街镇与村（居）委之间的空间区域范畴，在具体指称上，社区更多表示高于居委层次的辖域，如城市中的一个街道社区，或者农村地区的“镇管社区”，这里所指的社区共治主要是指发生在街镇层面的社区治理概念。

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社区共治。首先，社区共治是各级政府在社区建设中推广的工作理念。在政府的文件规定、工作总结和调研报告中，“共治”已成为频频出现的词汇，其包含的主体平等、理性参与、共同协商等理念逐渐得到政府上下的肯定和认可。在实际工作中，市、区、街镇等各级政府不仅对过去社区开展的共治工作做了及时总结和框架整合，更提出在未来社区建设中共治方法的操作化路径。其次，社区共治是共治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实践。虽然社区共治作为一个正式概念被提出不过十多年的时间，但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已经普遍采用了这种合作互动方式来解决人们遇到的公共问题，增加公众福利，而且这种做法十分普遍。在社区的实体空间范围内，小到邻里纠纷的处理，大到市政工程的建设，社区成员用各种共治方式参与其中表达看法做出行动，社区共治的概念将这类行动纳入其中并赋予正式的名称。再次，社区共治是研究领域内治理概念的细分与深化。社区共治的定义并未超出当前盛行的治理概念界定的范围，主体的平等，资源的依赖，过程的协商，这些内容是与治理概念一脉相承的。但治理概念对行动的程度未作进一步区分，比如治理主体参与的程度、协商过程中的地位等等，社区共治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推进。此外，社区共治由于发生在街镇层面，是各方代表而非本人进行议政，共商共治，这种代表制的治理方式与直接治理方式有着系统性差异。

2.背景

社区共治是在一系列制度背景和结构背景下提出的。

第一，中央政府对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视。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是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在社会管理格局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政府、社会、公民的共治，已成为当代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社会管理，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中央对社会建设的阐述看，中央政府对发展社会事业的提法已经从“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这要求各级政府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改变政府单一管理的做法，向主体多元的社区治理方式过渡。

同时，中央政府要求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下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将坚持治理原则与坚持治理创新相结合，探索社区治理的可行性路径。社区共治首先体现了社区治理的思路，与中央政府的精神保持一致；同时也展现出在社区治理中创新的一面，即在街镇层面运用治理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有必要指出，社区共治与治理格局之间的矛盾共生关系，表面上看，社会管理格局的十六字原则挤压了社区治理创新的空间，压制了社区治理创新的进路，对社区治理创新起到了妨碍作用。但是，只有坚持社会治理原则，才能保证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向性，才能保持治理创新与社区发展的统一性，更为重要的是，坚持社区治理原则能够从现有体制中获取治理资源，支持社区治理创新的落实与推进。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治理原则设定的边界是相对宽松的，留给了社区治理充裕的创新空间，在此原则下社区治理一样可以大有作为。从现实看，社会治理原则的确立对社区共治起到的是保驾护航的作用。

第二，上海社区治理模式在得到强化的同时需要进一步丰富内容。上海在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工作上走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