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人口红利”通常是指特定人口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当一个国家经历人口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时，经济增长所需的要素供给如劳动力将迅速增加，资本回报率会保持较高水平，劳动力转移将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而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带来了“人口红利”。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将经历三个阶段：①“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②“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③“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而人口红利（或者人口结构转变）常常出现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通常都伴随了人口红利（Williamson，1997）。例如，日本在1990年前后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扶养比上升为特征的“人口红利”消失时，日本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4%～5%下降到不足2%。虽然日本将长期低迷的经济增长归咎于1990年的泡沫经济，但是，如此漫长的经济低迷期，显然不是短期的泡沫经济所能够全部解释清楚的。不能正确认识经济增长放缓的真正原因，政府也就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改变现状，这也正是安倍经济学至今仍然错误地关注“需求”而不是通过改革逐步释放要素“供给”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随着人口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人口转型将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已经广泛地出现在了发达经济体中，并且在发展中国家逐渐开始显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口抚养比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此时，如果TFP保持不变，那就意味着，由于劳动力投入减少，每年新增产出会下降，而更少的生产者需要负担更多的非生产者（少儿和老人），进而导致每年新增产出（GDP）用于消费的比例开始增加，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减少，因此进入下一年的新增资本将逐渐减少。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当发生上述人口转变特征时，劳动力和资本供给都会受到影响，最终影响一国的潜在增长率。

中国正在经历上述的人口转变。2011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如果按照15～64岁计算，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也开始下降，同时人口抚养比上升。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对潜在增长率带来的影响已经得到经验证实。例如，虽然并没有特别强调人口因素的作用，高路易（Kuijs，2010）预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从1978～1994年的平均9.9%降低到1995～2009年的平均9.6%，以及2010～2015年的8.4%。充分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变化，Cai和Lu（2013）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从之前的10%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3%。如果加入人力资本并考虑到人口扶养比对资本形成率的影响，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的影响，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水平为7.75%（陆旸、蔡昉，2014）。

“人口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显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Eichengreen等（2011）采用多国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当人均收入达到17000美元（2005年不变国际价格，PWT 6.3数据）时，实际经济增长率将急速下降至少2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标准，中国或在2015年前后出现经济减速。然而，他们的研究也同样指出，一些经济因素能够使减速点推迟或提前。例如，更高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了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可能性，因为更高的老年人口抚养比通常与低储蓄率和放缓的劳动参与率相关。中国所具有的“未富先老”特征无疑导致经济增长减速提前到来。然而，Eichengreen等（2011）也强调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并不是一个铁律”，“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率下降之间不可能是一个机械的关系”，“高速经济增长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还将取决于经济政策”。例如，阿根廷、新加坡、爱尔兰、以色列、挪威、葡萄牙、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通过经济改革又产生了一段时期的快速经济增长，只不过，一些国家随后又发生了第二次经济减速。

实际上，Cai和Lu（2013）与陆旸和蔡昉（2014）的估计结果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分别是：①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②TFP增长率保持不变。或者说，假定了现有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可能出现的变化轨迹。然而，一些制度因素限制了生产要素供给和TFP的提高。通过改革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