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如果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改革开放后30余年的经济增长必将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根据麦迪森（2003）的研究，尽管中国经济在历史上长期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从人均产出的角度观察，却一直徘徊在贫困线的边缘。中国经济从总体上摆脱贫困，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后（蔡昉，2010），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从典型的二元经济过渡到新古典增长的形态。

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高收入经济体（如一些东亚经济体）的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在中等收入阶段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有着根本的差别。前者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仍然依靠生产要素的积累推动经济增长；而后者则致力于让全要素生产率（TFP）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后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结构逐步由专业化向多元化转变。根据Imbs和Wacziarg（2003）的观察，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伴随着就业向工业部门的集中，经济结构的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重新出现，并对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变化，既给经济增长速度和方式的转变带来挑战，也使得TFP推动的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变的环境逐渐形成。一方面，依赖要素积累的方式推动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迫使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经济主体寻求新的增长源泉；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将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关系，并诱导企业实现技术变迁和升级。而企业行为的变化则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微观基础。

二 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体现了经济发展从二元经济时代向新古典阶段转变的一般特征。我们可以将劳动力市场在最近几年出现的变化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并在随后，观察这种变化如何通过影响要素市场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源泉和可持续性。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

劳动力市场在近年来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由原本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部门流动。而当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换的特征就得到了体现。从数量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逐步减少；从价格上看，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之间的差距也将逐步缩小。

农业劳动力在非农部门的就业不仅扩大了就业，也带来收入的改善。而一旦非农工资水平开始迅速上涨，就会相应地提高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如果以农业雇工工价来反映农业劳动投入的成本，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工非农劳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雇工工资水平已经呈现出趋同的局面。如图 6-1所示，自2003年以后，农民工工资与农业雇工工资的比重，基本呈下行趋势，2012年约为1.11，二者的水平已经非常接近。这不仅意味着城乡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逐步提高，同时也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非常有限，进一步的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配置效率改善也将逐步下降。

图6-1 农民工工资与农业雇工工价比

上述分析指出，单位劳动力的转移，在目前所能带来的效率提高已经小于在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时期。此外，从数量关系上看，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也意味着利用劳动力再配置促进增长的余地越来越小。在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一个静态的、绝对的概念，即特定的技术水平和农业生产条件下，除了农业需求的劳动力，其余的劳动力都可以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在城乡之间产品和要素市场相互联系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成为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农户的劳动力配置不取决于农业部门的实际劳动力需求，而是取决于劳动力配置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边际收益大小。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和农业需求劳动力水平，就不能成为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依据。

我们通过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数据资料，分析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状况，基于个体特征，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能性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计。农村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决定其是否从事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的重要因素。我们使用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估计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决策过程。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