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莽秦岭，横亘于中国内陆腹地，是我国自然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是黄河、长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的中央国家公园。广义的秦岭，是指横亘于中国中部呈东西走向的一座山脉，西起甘肃临潭县北部的白石山，经天水南部的麦积山穿越陕西，东至河南的伏牛山，东西长约1600千米，南北宽100～200千米，巍峨耸立，气势磅礴。狭义的秦岭，是指大秦岭山脉的中段部分，即介于关中平原和汉水谷地之间的山脉，习惯上华阴以南称太华山，华县以南称少华山，长安以南称终南山，眉县以南称太白山，宝鸡以南称大散岭。这里曾经是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汇集地，现存历史文化遗迹不可胜数，作为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碑刻，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秦岭范围内存留下来的碑刻数量巨大，价值颇高。针对秦岭碑刻的调查、保护、开发、利用，以及对其地域特点与价值的考察与探究，既是相关学科如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等研究的需要，也是打造大秦岭文化品牌的一个迫切而重要的课题，兼具学术研究、文化传承、旅游开发等多重意义和价值。

一

所谓秦岭碑刻，不仅指现存于秦岭腹地、秦岭南北麓及西秦岭山体蔓延部分的碑刻，而且指出土或原立于秦岭、今存藏于其他地方的有关碑刻，亦在考察之列；同时，通过翻阅历史资料，包括正史、杂史、野史、笔记、志书、金石文献等记载，历史上的秦岭碑刻佚碑存拓、佚碑存文、佚碑存名者，也包含其中。本篇所涉及的秦岭碑刻，以陕西境内秦岭南北麓现存碑刻为主体，旁涉甘肃、河南相关县区所存碑刻。

经初步田野调查，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数据来看，秦岭南北麓包括西秦岭，现存与历史记载的碑刻有5000余通。时间跨度上，上至先秦时期，下迄民国末年，共计2600余年。按历史朝代来分，先秦两汉时期的有21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63通，隋唐五代时期的有440通，宋金元时期的有257通，明代的有462通，清代的有3181通，民国时期的有495通，民国之前年代不详的有177通。延绵的秦岭，特别是秦岭腹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秦岭见证了商周的文明、春秋战国的角力纷争、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巩固、魏晋南北朝频繁的朝代更替、隋唐两代帝国的强盛繁荣、宋元明清数百年间的民族文化融合以及民国年间的动荡岁月。秦岭碑刻正是数千年中华文明重要的实物见证。

秦岭碑刻在形制上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为碑，即竖石于地，刻有文字，完整者有碑首、碑身、碑座，碑又分为卧碑、竖碑；第二类为碣，即镶嵌于墙体上的矩形或方形石，上刻有文字；第三类为墓志，即刻石埋葬于地下，与墓主同室而置，主要记载墓主生平、事迹、籍贯、族系、职官、妻、子、葬地等内容，墓志也包括刻石置于塔下或镶嵌于塔上，记载塔主生平、事迹、道行等内容的塔铭，塔铭一般与宗教特别是佛教高僧大德相关；第四类为造像题记，即佛教、道教信徒作为发愿人于佛、道教造像碑身题记留名，记载造像缘由及造像人发愿文；第五类为摩崖石刻，即就山崖方便之处刻字留存。

秦岭碑刻的分布，涉及行政区划包括甘肃、陕西、河南3省的30余个县市区。在甘、陕、豫三省所涉各县市区，碑刻多有相对集中且主题鲜明的分布点，如天水玉泉观、伏羲庙、留坝张良庙、勉县武侯祠及武侯墓、略阳灵崖寺、洋县智果寺、城固五门堰、旬阳文庙、周至楼观台、户县重阳宫、户县草堂寺、长安区博物馆、临潼华清池、华山西岳庙等。此外，仍有大量的碑石分布在广阔的秦岭山脉之间。从目前考察的情况来看，秦岭碑刻的地域分布，表现为相对集中与广泛分布相结合的特点。这样的分布特点，一方面与秦岭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秦岭东西跨度极大，这就直接决定了其碑刻分布的广泛性；另一方面，碑刻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地域性的文化在碑刻上的体现，表现了碑刻的区域文化特征。所以，各地都会出现相对集中的碑刻文化单元。

根据《金石录》、《关中金石记》、《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雍州金石记》、《地理通释》以及各类地方志文献记载，秦岭碑刻在历代皆有流失。比如，南北朝时期王褒所撰的《温汤铭》^[1]，原碑早佚，现仅存其文；刻立于隋大业二年（606）的《唐高祖为子祈疾疏》^[2]，原碑及元朝重刻碑皆已亡佚；原存于陕西临潼骊山行台大门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