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81年7月，第一届拉丁美洲女权主义大会宣布把11月25日作为反暴力日。1993年11月25日，联合国发表了《消除针对妇女的暴力宣言》。1999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将每年11月25日定为“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并在随后的16天里进行“16日行动”，在世界各地集中开展反对对妇女的暴力活动，以引起世界范围内民众对对妇女暴力行为的广泛关注和加强世界范围内反暴力的努力。2001年“禁止家庭暴力”被明确地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至此，家庭暴力在我国正式由一个家庭的私域事件变成为法律关注与约束的社会事件。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地寻找家庭暴力的破解之道。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伦敦首创了“妇女庇护所”，之后美国、加拿大、荷兰、瑞士等国相继设立了类似于上述庇护所的“妇女之家”。1985年在香港政府的资助下，香港社会福利会成立了一个妇女避难所性质的“和谐之家”，专门为受虐待的妇女提供庇护服务。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湖北武汉侨光调料公司经理、女企业家张先芬投资兴建了中国大陆第一家妇女庇护所。此后，国内各类妇女庇护所发展迅速，但大多运行状况不理想，妇女庇护所也由此被喻为“风中之烛”。

本文试图以江苏省南京市宁街道“老人、妇女、儿童庇护所”（以下简称“宁街道庇护所”）为研究个案，探讨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NGO）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介入的可能及其所存在的局限。

二 文献回顾

当家庭暴力作为社会问题浮现出来并广为学术界所关注后，诸多学者对其展开了调查与研究，就发表的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家庭暴力的概念、成因及对策等方面。

对于家庭暴力的概念，学者们意见不一，主要分歧在于家庭暴力涵盖的范围及程度，即家庭暴力的实施者是否应包括情人、同居者、前配偶或前恋人甚至未成年的恋人，家庭暴力是否需要达到一定程度。

在家庭暴力产生原因的探讨上，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分析范式。一种是宏观—微观分析，即从社会原因与家庭原因两个方面来探讨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如王明美、郑百灵对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探析^[1]。另一种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如荣维毅提出应将配偶之间的暴力视作建立在多种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暴力行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即从社会性别结构来看，男女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占有不同导致了女性更多地受男性强权的歧视和控制；从阶级/阶层结构看，配偶选择的性别取向导致妻子多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从社会与个人的互动结构来看，配偶间的暴力是一种跨社会制度、跨文化、跨历史的社会存在，这是一种社会对个人的暴力^[2]。

如何减少家庭暴力，不同学者的对策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主要基于社会支持理论与赋权理论两大社会理论展开。社会支持理论者认为导致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妥协的真正原因是她们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当她们在家庭之中受到暴力的威胁和伤害之后，不仅难以获得专业的救助，而且作为其重要支持系统的亲友也往往因为对家庭暴力的性质模糊化而无法为其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与帮助，同时由于社会文化对家庭暴力的漠视以及“去问题化”^[3]，也使得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无法获得有效支持。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维持社会认同，接受情绪上和物质上的协助，获取服务、信息以及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当妇女处于家庭暴力的威胁之中时，如果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支持，这将有助于防止此类事件再度或不断循环发生，而且也能够提供给受虐妇女及其家庭一个有效的治疗服务^[4]。与社会支持理论不同，赋权理论强调妇女之所以经常受到家庭暴力的侵害是因为其基本的权益被剥夺。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关于性别的立法为妇女的解放和争取性别平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对于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仍然缺乏深入的反思和批判，男性中心的婚姻家庭制度也未能得到彻底的改造^[5]。在这样的社会场境之下，家庭暴力的发生事实上源自男性对女性行使的权力和控制，源自妇女在社会中的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所以，应发展使女性能够挑战男性滥用权力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本身的各种战略，包括挑战国家机构的种种观点及其不愿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