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2007～2008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并蔓延至全球，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两次危机的爆发性、传染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在不同国家、不同金融资产类别中的跨国界动荡，在金融史上绝无仅有。

两次危机接踵而至，危机后的复苏却大不相同：美国资本市场很快于2009～2010年反弹并屡创新高，就业数据和宏观经济表现良好；而欧债危机虽然有所缓和，但重灾区希腊的债务再平衡直到2020年以前都只是一个梦。一些国际知名的政治、经济评论家如Wolf（2012）和Friedman（2013）都认为，下一场金融危机很可能会发生在中国。而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宏观经济数据出现回落，多地房地产价格出现松动、下滑。如何避免中国陷入与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类似的金融危机，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针对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一些学者认为其原因非常复杂。2002～2008年欧美发达国家过于宽松的信用环境导致政府过度的借贷行为，欧美国家房地产泡沫破灭、经济增长缓慢，以及政府为推动经济增长而采取大规模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等，都是美国次贷危机、部分欧洲国家政府债务风险不断上升进而爆发债务危机的原因（Lewis，2011）。此外，还有的学者如Panizza等（2009）认为，金融危机如同细菌传染，欧债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的衍生结果和国际金融危机在欧洲的延续。国内学者余永定（2010）认为，以希腊为代表的欧债危机国家劳动力成本增长迅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财政状况明显恶化，而加入欧洲共同体和欧元区得到大量转移支付，外资大量流入。在摆脱了资金约束之后，希腊政府并未压缩财政赤字，结果造成了债务危机。郑秉文（2011）认为，福利制度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些国家人口经济增长缓慢，老龄化十分严重，而福利制度的“棘轮效应”必然导致养老金财政赤字扩大，过高的养老金替代率使得代际负担不可持续。和郑秉文的观点不同，郑功成（2011）认为，欧债危机不是由高福利引起的，而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相互作用之后的必然结果，认为福利危机导致了欧债危机是本末倒置。与郑功成的观点相似，鲁全（2012）对主权债务危机重灾区希腊进行了研究，发现主要是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问题影响了福利开支的正常增长，而非福利开支增长造成了经济失衡。张士斌、黎源（2011）基于公共养老金替代率的研究发现，欧洲国家刚性的养老金替代率在人口持续老龄化和经济增长缓慢的前提下必然导致养老金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家财政债务危机不断升级。较高的养老金替代率实际上反映了代际负担的不可持续性，所以合适的养老金替代率的确定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政府债务危机的影响，Alesin和Tabellini（1990）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对于西方定期选举的政府，其政策制定者都有扩大政府债务规模的内在驱动力，政府交替之时的财政政策相差越远，现任政府下台的可能性就越大，且国内债务危机往往成为国际债务危机的先导。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则对债务危机问题进行了跨时期、跨国家的深入研究，通过对64个国家1914～2007年近百年的统计研究发现，一旦一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90%，则该国中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1个百分点（Reinhart and Rogoff，2010）。针对其他学者对其观点的挑战，Reinhart等（2012）在此后的研究中将考察时间延长到1800～2011年，从统计数据相对比较齐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得出了几乎一致甚至更明确的结论：那些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90%的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1.2个百分点。他们发现最大经济体美国2010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临界值90%，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指标甚至是美国的2倍，这足以警醒世人。他们的研究为欧债危机爆发后IMF与德国、法国等国要求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其国名首字母构成了PIGS）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做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然，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发达程度的金融市场以及经济规模迥异的国家来说，规定90%的统一政府债务阈值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对政府债务过高的警告是实实在在有依据的：过高的政府债务将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经济增长。

Schwarczs（2012）从法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