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美国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与中国学者王宁合作出版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2013年又推出了此书的中文版。书中说道：“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改变中国就是改变世界。”10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二十一世纪能够影响世界经济的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新经济革命、新技术的发展，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镇化。”

尽管初次听到这个观点时有点让人吃惊，没想到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镇化提到如此高度，但仔细分析，也确实如此。未来的30～50年内，中国要完成五六亿农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面积大国，中国的很多问题都会被放大。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世界变平了；对于世界来说，中国崛起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旅游经过36年的发展，如果以2013年9月12日汪洋副总理在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会议中的讲话作为一个标志，实际上意味着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也就是我们前些年一直追求的目标——从旅游资源大国向旅游发展强国的跨越已经基本实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这是一个战略转折点。

在这个转折点之后，我们追求的新目标是什么？一方面应该是“中国旅游的世界化”，另一个方面就是“世界旅游的中国化”。当然，前者主要依靠于中国旅游业自身的发展，而后者主要依赖中国经济和市场需求的增长。在一个新的世界性平台上，中国和世界在旅游方面怎么互动，需要我们更多地思考一些现实议题，即中国旅游的世界视野、中国旅游的世界自觉、中国旅游的世界体验、中国旅游的世界行动、中国旅游的世界融合、中国旅游的世界服务等。当然，从世界的层面，也需要正视中国的存在，即世界旅游发展中的中国贡献、世界旅游市场中的中国需求、世界旅游建设中的中国元素、世界旅游运行中的中国声音和话语权。以上这些，将是未来我们追求的战略制高点。

一 背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化

（一）大与强的纠结

从1840年以来，中国从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华帝国突然转变为弱势国家，列强逼着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我们不得不应对世界性的挑战。在长达17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始终承受着挥之不去的压迫和屈辱的阴影，发愤图强是民族始终追求的目标，这种意念一直延续到今天。与此同时，在政府主导体制的强力推进之下，近年来中国社会又形成了一股求大的热潮：发展求规模、建筑求体量、城市求扩张、官员讲排场、消费比奢华，这一系列的“怪现象”实际上都是“求大”心态所致。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突出表现就是对于“大国”“强国”的追求，各个行业大多如此，因此形成了一种“大国”的语言模式。旅游界也沿用了这种“大国”的语言表述模式。只不过因为旅游业与国际接轨比较早，所以我们提议的旅游大国、旅游强国的目标也比其他行业早十年左右，而且也能够客观地认识到：中国已经是旅游大国了，但还不是旅游强国。

在评断中国的地位时，以前我们纠结在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追赶中，始终是追赶者的心态；现在纠结的是“大”与“强”的关系。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位的贸易体；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的经济体；伴随过去1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成了世界第三位的旅游体。因此从“大”的角度说似乎不用追了，现在需要追的是“强”。

（二）中国的世界观与世界的中国观

1.中国的世界观

简单地梳理一下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发现，中国的世界观在视角上发生了重要变化。清代乾隆时期，我们主要是俯视——中国是“天朝上国”、世界中心。到了清末时期，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于是便开始仰视欧美。客观而言，中国的国家意识从清代末年才开始形成。原来中国人只有“天下观”而没有“国家观”，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近代以来，八国联军攻打中国、日本侵略中国，强化了中国的国家意识，也形成了现在中国的民族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一边仰视苏联、一边蔑视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又进入了一个全民仰视阶段。客观说来，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全面影响世界的跨国经济体，这种影响主要是经济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