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日本大地震：日本国运的节点

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东北外海发生了9.0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1]，连续七个波浪袭击了东北地区，导致561平方公里地域遭遇洪水，其中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的沿海37个市町村受灾最为严重。受地震和海啸袭击^[2]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出现严重的核泄漏。3月11日至15日，4个机组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爆炸，核电站周边的紧急撤离半径从3公里扩大到30公里。在这场战后最大的灾难中，15854人死亡（1407人间接死亡），3155人失踪，26992人受伤，343935人避难转移，383246座建筑物损毁，319个渔港受灾，60条公路出现坍塌断裂，10处铁轨受损，通信和水电气供应中断。地震海啸产生的瓦砾多达2252.8万吨。^[3]

东日本大地震包括地震海啸带来的灾难和核泄漏灾难。地震海啸灾区与核污染灾区所遭遇的灾害性质不同，救灾和复兴的进程也呈现很大差异。在遭遇地震海啸灾害的灾区，灾害已经终止，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基本能够确定，等待的是如何进行灾后重建。然而，在遭遇核污染的灾区，核事故即刻演变成比地震海啸灾害更难应对的重大挑战。直到2011年12月16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才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实现冷停堆“状态”，这种表述意味着损毁的核反应堆依靠外力暂时处于可控状态，而核反应堆自身冷却系统的异常状态并未改变，核电站30公里半径内的核辐射仍然严重超标，核泄漏灾害的发生并未终止。^[4]事故发生一年后，核电站30公里半径地区的复兴尚难启动，灾区经济损失亦无法精确计算，核泄漏事故的损害认定及其赔偿进程更将旷日持久。

东日本大地震造成巨大的直接财产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灾区的直接财产损失为16.9万亿日元，分别相当于日本2011年实际GDP的3.3%和名义GDP的3.6%。^[5]其中，住房、店铺和厂房等建筑物设备损失约10.4万亿日元，道路、港湾等社会基础设施损失约2.2万亿日元，农林渔业方面的损失约1.9万亿日元，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损失约1.3万亿日元。核电事故导致的经济损失和人身损害的赔偿额最高可能超过10万亿日元。^[6]根据日本《原子能损害赔偿法》，核电运营商对核电事故负有无过失责任，但异常天灾地变或战争等社会动乱引发的事故除外。^[7]东京电力公司在此次“3·11”特大海啸引发的核泄漏事故损害赔偿问题上没有被允许适用免责条款^[8]，作为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第一责任人，该公司须承担巨额赔偿。^[9]截至2012年2月，经过审核程序已经确定的赔偿额为1.7万亿日元。^[10]由于核泄漏的清理工作和损害的认定是个渐进且长期的过程，日后的损害赔偿数额还将逐渐增加。核电机组的相继停机导致发电成本上升，生产企业难免因电价上涨而蒙受更多经济损失。

日本的政局并未因复合型灾害的发生而得以稳定，政党政治结构性问题对国家发展和危机处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在政党政治远离民主政治初衷且越来越以获取政权为最高政治目标的政治结构下，朝野政党之间即便是国难当头仍难以达成共识，救灾统一战线亦难以形成。灾难发生后，时任首相的菅直人曾向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提议“大联合”组阁，以应对救灾，但在当今的日本政党政治结构下，这个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在野自民党的拒绝。^[11]前所未有的复合型灾害的发生，使日本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经受严峻考验。虽然日本在抗震救灾方面经验丰富且各职能机构人员大多训练有素，但是当“预想外”危机远超出按部就班的“平常时”和“平常事”时，却暴露出回避责任的作风和决策程序的低效等问题。^[12]首相菅直人因遭到指挥不得力、协调不到位的指责而被迫辞职。民主党政权在执政满两年时推出了第三任首相，日本再次延续一年一换首相的政治局面。由于首相的更迭并不能使政治的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日本政治在低水平徘徊的状态还将继续。此刻的政治重组动向特别值得注意。在2011年，日本长期动荡的政局即便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也未有丝毫改善，民众对传统政党及其政治博弈极为失望与厌烦，而民众的失意为新兴政党、地方性政党以及新型政治留出了成长的空间，政治改革的风潮和极端主义的风潮都有可能在这个时期出现。^[13]

东日本大地震带给日本社会前所未有的冲击，是对日本国家发展以及国民精神状态的一次严峻考验。^[14]首先，东日本大地震给20年来艰难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