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数字化”

作为中国社会“数字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自21世纪初的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绝非简单地局限于从模拟技术到数字技术，从数字机顶盒到数字电视机，从既有的全国有线电视网到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ext Generation Broadcasting Network，简称NGB）的技术演化逻辑，而是内含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力量和历史逻辑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国内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和产业转型，不仅部分源于传统广电面临的电信竞争和既有空间内的增长乏力，更与中国广电的创建发展历史，与不断数字化、信息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保持着密切的关联。

就新中国的广播电视历史来说，我们首先就需要尽力寻找一种“非断裂”式的叙述方式，而不是如“技术决定论”（Techno-determinism）所预言的那样，似乎一种新的技术就可以开辟一个新的时代，而与之前的“旧”技术和“旧”制度决然无关。事实证明，正是模拟有线电视的制度、观众、文化乃至技术历史，成为数字电视奠基和发展的源泉，并受到上述各种结构性因素的型构。在众多分析都将重心投射在数字电视“前所未有的市场”“前所未有的体验”和“不断革新的政策措施”的前提下，本文所要挖掘的恰恰是这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并通过这种历史视角发现与这一转换过程相伴随的社会和传播权力关系的变化。诚如齐心所论，“我国数字电视的发展过程是在广电改革的过程中进行的，中国广电自身的发展动力也就成为数字电视发展的根源所在。”^[1]

在早先接受笔者访问时，英国学者迈克尔·斯达克斯（Michael Starks）^[2]认为，中国以“有线电视”（Cable-based）为核心的电视数字化进程，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动力：第一，中国力图成为世界范围内现代科技发展的先锋，这一科技动力包含民族自豪和对其自身广泛商业利益的考量；第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制造地，庞大的电视机制造产业要求中国跟进数字技术的变迁；第三，中国希望进一步加强对信息流动的规制，这一规制更集中地指向了城市中的受教育阶层，这一阶层恰恰是有线数字电视的主要用户群。斯达克斯认为，这是一个集政治、社会和文化动力分析框架。

结合斯达克斯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对中国有线数字电视转换的结构性社会和历史背景做出如下的简要梳理。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逻辑对“数字电视”未来市场规模和多种商品化空间的认识，对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巨大盈利的期望，使得这一转化获得了可期待的利润根基。其次，中国电视的普遍服务（Universal Service）职能，社会主义广电制度和民间收视经验、记忆遗产，及其在普通家庭中的重要位置，决定了这一转化远非“精英群体”（由政府、资本和城市中产阶级构成，见下文分析）所预想的仅仅借助技术神话和自由市场权威（所谓“精英共识”），就可以“一蹴而就”，因为“长期以来免费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政府办广播电视已深入人心，免费收听收看已是天经地义。”^[3]当市场和技术理性遭遇历史和道德理性时，数字化的社会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再次，基于“科技强国”的“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话语和作为国家政策的数字化转换时间表，显示了一种单一的现代性逻辑，这一逻辑以民族国家的强盛和复兴为旨归，也就是在与西方的比较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化”代表了一种在西方界定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进步”，和中国近代历史记忆语境中基于“东-西”民族国家的势差和反帝运动所引发的“富强”渴望（尽管两者是一个悖论）。问题在于，怎样的“数字化”更适合中国，更能充分发挥广电的普遍服务功能以弥补不断“极化”（Polarization）的社会分层和不均衡的传播资源分配，更适合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传播和社会建设？在这里，数字电视甚至整个传播系统绝非“报道”“反映”“再现”这个社会变迁的现实，而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领域对于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的追求将极大地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因此，“数字化”绝非一个简单的技术话语和技术更新程序，亦非一般“市场化”意义上的产业转型和制度设计，而是近二十年来全球和地区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和具体表现之一。这一变迁涉及了全球信息或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