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中国新闻人的离职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行业现象。与早前主要局限在新闻行业内的职业流动相比，越来越多的新闻人通过跳槽和创业的方式进入互联网行业。不少人在离开时，还会撰写一篇情真意切的告别信，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流传。虽然说跳槽或离职现象并非新闻行业独有，新闻人的流动也并非始自今日，可是把它放在一个新闻业持续衰退这样一个大的行业背景下来看，始终给人一种悲怆之感。这种衰退不是某一家媒体独自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新闻行业遭遇的结构性困境。新闻人的离职可以说是对这种困境的一种反应，他们直接用脚做出了投票。可以说，在政治、市场以及技术的多重力量的裹挟下，当下的新闻人正处在一个亟须重新定位的时期。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在2014年4月底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用“十字路口的中国新闻人”来描述中国新闻人当前的纠结状态，可说是非常恰切。^[1]在行业大变局下，新闻人做出何种选择，取决于个人的理性判断。这些即将离开新闻行业的新闻人对自己离职原因的描述，堪称一种对现存问题的反思。而把离开新闻人发表的告别话语作为分析的焦点，看看他们怎么说、说什么则成为一个有趣的学术话题。

二 记者作为阐释的共同体

记者的职业权威通常来自他们对新闻事件的目击式描述，这些描述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在报纸、杂志或电视台上。在此之外，记者们还会生产大量的职业话语，对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进行阐释。这些职业话语往往围绕着具体的新闻事件、报道、人物展开。早前，新闻媒体、行业期刊是主要刊载这类职业话语的平台，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各种网络平台也成为新闻人大量生产和传播职业话语的主要平台。尤其是在中国，近年来，在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公号等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应用平台上，中国新闻人生产了大量职业话语，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新闻文化现象。这些职业话语通常围绕特定的事件、人物或者报道展开，比如围绕新闻人江艺平退休、徐迟自杀、王钧病逝等事件所发出的纪念话语；围绕邓玉娇事件、马航报道、陈永洲事件、21世纪网等事件所发出的反思话语；围绕袁厉害报道、纪许光微博反腐等事件所发出的协商话语；离职新闻人告别新闻业时撰写的公开信所代表的告别话语；以及新闻人转换职业跑道后对自身不同职业历练的感悟与反思而产生的转型话语。

记者话语实践的特殊性在于，他们不仅致力于对其所报道的新闻事件本身的叙述，还在日常的新闻工作中对其新闻实践活动本身进行着叙述。^[2]也就是说，新闻记者在生产大量新闻文本的同时，也在频密地进行着职业性话语实践，这种话语实践最大的特征在于其所具有的“阐释”性。尽管记者的阐释实践无处不在，但具体来看，能够引发新闻界热议的案例都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不同立场的人往往秉持不同的观点，围绕新闻这一职业的工作原则、标准、技术方式、社会功能、公共角色等方方面面展开讨论和辩论，这些“围绕个体职业经验、新闻报道个案及攸关新闻业生存与发展的公共议题生产的种种论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3]记者的阐释性话语实践存在于多重的时空维度中，可以是在专业的新闻报道中也可以是在新闻报道之外，可以在业务探讨的专业刊物、传记与回忆录、职业讨论会、记者协会中，甚至是在记者之间非正式的社交活动中。通过在这些不同时空情境中的互动和实践，形成一套共有论述和共同的解读公共事件的方式，从而形成一个有关新闻业的意义社区。^[4]

把记者视为阐释共同体的研究更侧重于对意义的阐释，这种文化取向的研究已成为新闻研究中的一条重要脉络。近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渐展开了对记者阐释性话语事件的研究。现有少量对新闻从业者职业话语建构的研究或者是以专业期刊上的记者文本为主要资料和研究对象，如李红涛和黄顺铭基于《南方传媒研究》作者及其文本的研究，讨论“南方”诠释社群的形成与他们所阐发的“实践性”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5]或是研究者通过深度访谈主动发掘新闻从业者对于某个问题的阐释，如李艳红和龚彦方研究了新闻从业者对邓玉娇事件报道的相关言说和讨论后发现，通过这一事件，新闻从业者重新确认了事实原则，发展出了要求“不迎合舆论”的阐释新闻专业主义的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