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终南文化？说法颇多，一说其北麓即关中和长安，故终南文化即关中或长安文化，但既如此又何必另立门户？况且它也涵盖不尽关中农耕文明和长安政治文化的所有特点。或谓之隐逸文化，因为有“终南捷径”一说，但它又包涵不了陶渊明式的隐逸，只代表了隐逸文化的一个层面。也有学者说它就是宗教文化，因为有满山的寺院、道观作证，何况老子还曾在楼观台上说过经，但论佛教它比不上五台山，论道教它也没有武当山声名显赫。

诸种说法，只是涉及了终南文化的一个层面或侧面，而没有准确地揭示其精神内涵，因而也就没有深刻地总结其作为文化的本体特征。笔者认为，只有透过表象，抓住本质，从文化生态学的层面，进行动态的分析，才能对此做出准确阐释。

根据文化生态学的原理，一种文化衍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体现在地理环境、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结构三个层面。正是中国负陆面海的地理环境，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多元经济，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衍生了中国伦理道德型的文化。而以终南山为中心的秦岭山脉及其两麓，具有中国文化赖以衍生和发展的上述三种因素的典型特征。同时，中国伦理道德型文化衍生、定型于周、秦、汉、隋、唐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终南山北麓的关中大地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因而，终南文化也就体现出中国文化的诸多层面，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

本文即根据文化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拟从地理形势、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结构三个层面，揭示终南文化的本体特征。

一 终南文化与南北两麓的地理形势

终南山两麓具有中国南北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因而也就使得终南文化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地域特点。

地理环境，其狭义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1]，其广义则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孕育人类意识和精神的基础。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是负陆面海，因高山、大海阻隔而向外发展不足，但内部纵横皆数千公里，回旋余地极大。“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北方和南方地区的地质、地貌、气候条件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对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所说：“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其文化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异性。《隋书·文学传》也谈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真刚，重乎气质。”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则就此作了具体的分析：

从地理环境的一般情况来说：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川明媚，物产丰饶，北方正与此相反，气候寒冷，土地干燥，草木稀疏，佳胜罕见，天惠不丰。因而，南方民众的生活比较的安逸，能有余暇耽于南国特有的空想、冥想。由此生成的民性自然是浮华的、空想的、热情的和诗意的，所以南方的文艺思想有唯美的浪漫主义和优游逸乐的倾向。反之，北方民众需要为生存付出艰辛的努力，由此生成的民性自然是质朴的、现实的、理智的、散文的。所以，北方的文艺思想有功利的现实主义和质实淳朴的倾向。

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对峙时期，南北文化充分张扬了个性，孕育出中国文化地域的丰富性。同时，秦、汉、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南北的交往，又使得南北文化在互相兼容，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内涵的丰富性。

终南山“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是中国南北天然的分界线。其南麓汉江流域，是典型的南方气候；北麓关中平原，则是典型的北国风光。不同的地理环境，在《诗经》时代就孕育出秦岭南北不同的文化风尚。《周南》中的歌声，如“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唱出的是南国女子的风情。《秦风·豳风》中的感叹，如“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凸显出的是北地民众劳动的艰辛和报国的豪情。

秦岭又是贯通南北的通道，正如李白《蜀道难》所慨叹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文王时就打通了五岭，秦岭南北的秦、蜀两地就开始交往。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