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文物大省，省内历代墓葬数量巨大。从地域角度来看，在关中、陕北、陕南三地中，关中地区墓葬数量最多，陕北次之，陕南最少；从时代角度来看，汉代之前墓葬数量最多，隋唐和明清时期墓葬数量相当，少于汉代之前，宋元时期再次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最少。较早的西周、秦汉、隋唐等几个时期，由于陕西为其国都所在地，帝王宗室、权臣贵戚墓葬数量极多且等级较高，引起了考古、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明代在陕西分封秦藩王，秦王子嗣、宗室、僚属墓葬相对集中，墓葬等级高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墓葬，在学界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如魏晋南北朝、宋、元、清以及民国时期墓葬等级普遍偏低，少受关注，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较少。

一 概说

陕西辖关中、陕南、陕北三地，其地位和影响不尽相同。自西周至清末的数千年中，关中以西安为中心，成为陕西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陕南地区因秦岭阻隔，自然地理环境与关中、陕北两地存在较大的差异，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文历史特征；陕北南连关中平原，北临内蒙古草原，历代以来作为古代社会农牧经济区域的过渡地带，是关中北侧的门户和屏障。相较而言，陕北在人文历史方面受到关中地区影响相对较多，同时也融合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元素。

据史料记载，陕北地区在春秋为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白狄居住之地，属游牧活动区域。战国中期开始，秦国势力扩张，将今陕北大部分地区纳入秦国版图（其中部分地区为赵国辖地），但该地仍有白狄鲜虞氏、肥氏、鼓氏、仇由氏等氏族频繁活动。秦统一六国后，设上郡，境内秦人生产、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西汉建国后，以陕北属翟国，后归入上郡。在休养生息、发展农耕与周边民族修好等汉初治国政策的推动下，陕北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域。西汉至隋唐数百年间，在我国北方活动最为频繁的少数民族是匈奴。陕北地区成为中原王朝和匈奴族之间冲突、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唐末五代大乱，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宋建国，国都东迁至开封，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在全国的地位陡然下降，影响日渐式微。北宋时，陕北被北宋、西夏和辽国一分为三。南宋南迁，与金国以淮河、大散关为界，陕北为金国所有，设绥德州、晋宁军。金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撤军设绥德州、晋宁州，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又改晋宁州为佳州。元统一后，设延安路，辖绥德、佳州，统清涧、米脂、神木、府谷四县。对于陕北来说，宋金元时期是少数民族活动最为频繁的阶段之一，具有政权交替变更、军事活动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民族交流和冲突频繁的多重特征。这些特征在同时期的墓葬中多有体现。

据调研统计，目前已知的陕北宋金元时期墓葬，榆林地区有82处，延安地区70处，合计152处^[1]，分布情况详见表1。

表1 陕北地区宋金元时期墓葬统计

二 陕北宋金元墓葬概况

1.宋代墓葬

鳖盖峁宋墓 甘泉县城关镇县屯村。早年暴露墓葬1座，出土黑花瓷罐、铁剑。

簸箕湾宋墓 安塞县招安乡灰堆沟村。1991年发现宋代砖室墓1座，内嵌画像砖，内容为二十四孝、奔马、鹿、花卉等。

曹家沟宋墓 宝塔区李家渠镇曹家沟村。封土早年已平，20世纪90年代暴露砖室墓，内嵌牡丹图案画像砖。出土物散佚。

岔口宋墓 富县岔口乡岔口村。有砖室墓多座，1990年清理1座砖室墓，出土黑釉瓷碗等。

城里宋墓 米脂县宋家川镇城里村。墓葬型制不详，出土三彩卧童瓷枕1件。

城南宋墓 绥德县名州镇街。俗称“汉王墓”，墓前有碑1通，碑文泐蚀。

城台宋墓 志丹县旦八镇城台村。封土仍存，周围散布灰陶瓦、砖。

川口宋墓 富县茶坊镇川口村。20世纪80年代暴露墓葬数座，出土宋代绿釉瓷碗、铁斧。

大墩梁宋墓 横山县石湾镇麻地沟村。存圆形封土丘，东南有夯土台1座。

大西沟宋墓 佳县神泉乡大西沟村。20世纪80年代发现，出土宋代青釉瓷碟等。

邓家崄宋墓 延川县贺家湾乡邓家崄村。20世纪70年代暴露单室石板墓，出土钧窑系黑釉瓷壶等。

董庄宋墓 甘泉县城关镇董庄村。暴露宋墓数座，出土瓷碗、罐、壶残片。1990年清理1座。四壁和棺床下侧嵌画像砖。

段家湾宋墓群 志丹县永宁乡段家湾村。暴露砖室墓，出土条砖、方形手印砖、荷花蔓草画像砖。

封侯峁宋墓 佳县坑镇封侯峁村。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