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5年01月 |
虽然当代陕西作家在农村题材写作方面有优势,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难以深入下去的问题,这恐怕是“文学陕军再出发”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症候。当前作家们在创作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许多作品说理成分太多,而形象不足;其二,是作家表现的表象居多,抓不准本质的东西,即使有些作家捕捉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表现仍然缺乏深度。第一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作家生活积累不足;第二方面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作家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熟悉不够,因此看不到变化的脉络。故此,作家必须要拥有历史眼光去看待当代中国乡村问题,要通过自己深厚的生活积累去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这样才能真正使“文学陕军再出发”。
2013年12月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中国作协创研部、陕西省作家协会承办的“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景俊海,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蒋惠莉,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京陕两地评论家、作家雷达、陈晓明、白烨、程光炜、张清华、高建群、叶广芩、莫伸、红柯等,以及来自首都和陕西的媒体记者共九十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共商“文学陕军再出发”这一重大的文学话题。接着2014年2月14日,陕西省委宣传部召开会议,听取陕西省作协“文学陕军再出发”创作推进情况的汇报。2月25日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安雍村饭店召开,与会作家、学者共商三项议程:第一,由作协党委书记蒋惠莉宣读中国作协会议精神;第二,宣布网络作家入会制度;第三,为文学陕军如何再出发献计献策。第三项是会议主要议程,可通过蒋惠莉宣读2014年的陕西作协工作思路看到具体的方案,蒋惠莉指出:2014年第一件事是举办陕西中青年诗歌创作在京活动;第二件事是丝绸之路文学启动工作;第三件事是描写中国梦,以及新中国成立六十五周年评一批讲述中国的故事,推介新作。在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文学调研工作,百名青年扶持计划,加强深入生活制度,加强文学批评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以及编辑出版陕西文学60年作品选,对当代陕西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改造完成陕西文学陈列室等诸多工作。
毋庸置疑,“文学陕军再出发”是因为文学陕军曾经出发过。今天,50岁以上的人们可能都还记得《保卫延安》出版后当时几乎人手一册的盛况,《创业史》在当代文坛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陕西青年作家在全国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类评奖活动中频频获奖,尤其是1993年陕西作家在京刮起的“东征”风暴。从长安到北京,那是一次陕西文学最辉煌的盛宴,这次大释放给陕西文学带来一个百花齐放、群星璀璨的喜人局面:《最后一个匈奴》在出版的同月连印3次,达12万余册;《热爱命运》两个月内印刷4次,印数29万余册;《白鹿原》在3个月内印了3次,达21万册;《废都》更是创造出长篇小说发行的头号新闻,第1版开印就是37万册,其后一再加印,据估计印数达数百万册之巨。[1]无疑,“陕军东征”意味着陕西长篇小说的创作已经成为衡量一位作家和民族文学极其重要的标尺,其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与鲜明的地域性色彩,使得当代陕西文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镇。而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三部作品《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分别获得第三届、第四届、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更加证实了文学陕军的辉煌成就。《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对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发生的一些变化,如青年人渴望离开乡村到城里去闯一闯这一社会现象,以及其心理的裂变展现是非常深刻的,紧扣时代的脉搏,即使今天看来,其意义仍然巨大。《白鹿原》以20世纪上半叶在一个名叫白鹿原的地方人们遵守乡规民约过着规矩有序的生活,以及乡规被颠覆之后各种势力在白鹿原上争夺权力的故事,揭示了儒教文化遭遇现代化后的种种困境,体现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文化反思的特性。《秦腔》展现了“原来的那个宏大的乡土叙事,具有历史发展方向和远景的乡土中国正走向终结,并且携带着它的更久远的文化传统。”[2]显然,在六十余年里,陕西文学在文学生产、评价等方面,为共和国文学贡献了一些重要的文学范式,其对社会生活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由此而产生的持续而广泛的影响,都使其成为不可小觑的一个地域作家群体。
然而,今天言及“文学陕军再出发”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邻省的文学创作有声有色,其他省份的作家强劲的写作势头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影响都令“文学陕军再出发”困难重重。且人们已经普遍达成共识:陕西作家在写作农村题材方面有优势,尤其在长篇小说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存在着对城市书写缺失的弊端。因此,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陕西农村题材还能不能继续写下去?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怎样才会有突破,这恐怕是“文学陕军再出发”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结。
改革开放30余年,社会结构原有的“整合”以及和谐样态日益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