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经历了经济衰退而试图寻求出路的欧美各国，纷纷尝试新的经济引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文化产业由此进入政策视野。“文化产业”一词囊括艺术、娱乐、媒体、出版，以及体育、旅游、休闲等所有通过文化促进经济增值的产业。空间上，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引领的城市发展策略，亦被纳入文化政策的范畴。^[1]其中，所谓文化区（cultural quarter）就是通过文化设施的建设，创造文化设施集中区，形成新的城市亮点，提升城市形象，使之吸引四方投资者及游客，从而带动经济；抑或提供适合艺术及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形态及设施，扶持文化及创意产业，其成为不少地区文化政策的新措施或新工具。本文首先探讨两种形式的文化区：文化生产主导的文化区和文化消费主导的文化区，其不同的成因，以及政府能够起到的作用和影响的方式。其次，文章将文化区的理论运用到香港的西九龙文化区及牛棚艺术村案例，探讨政府措施的得失，并提出建设与发展的建议。

一 文化区的形成与政府角色

（一）文化消费主导型文化区多为规划产物

文化消费主导的文化区大都为自上而下的规划产物，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规划也大都带来消费主导的文化区。^[2]因为艺术家只能利用既有的城市空间条件，而在较大区域内兴土木之事，须由政府主导城市规划。这些设施，除政府全额资助的以外，多数需要人们去消费。如果以公私营合作的方式进行，新的投入（尤其是私人投资）更有商业回报的期待。那么，采用规划手段，有无可能在种种局限之下，创造一定的文化软件，培育文化与创意呢？笔者以为有三大原则。

第一，文化设施的供给必须基于对文化需求的预测。这里的“文化需求”包括：（1）既有的需求。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香港大会堂为首的一批文化设施，填补了全港层面高质素文化设施的缺口，适应了民众文化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繁荣。（2）潜在的需求。可采用适当的模型预测在规划期内（通常为20年），本地民众及专业团体对文化设施类型、功能及数量需求的变化。扣除既有设施通过软硬件的改善所能达到的最大供给，得出需要增减的设施数量和设计要求。（3）相关政策的实施可能带来的影响。例如，如果大力发展以表演艺术为重点的都市旅游，开拓周边地区的客源，必然带来文化设施需求的增长。如此，政府必须向民众交代政策目标、文化设施建设配套的政策措施，如旅游发展的策略、市场营销的策略，以及扶持旅游中介机构等。又如，以推广艺术教育为目标，也可能导致场馆需求的增长，但民众同样需要了解其他的配套政策措施，如免费组织全港中小学生观看演出，由原来的一次增加到三次或五次，同时，增加政府资助艺团的数量等。

第二，采用“渐进发展”的模式（incremental approach）。以规划手段发展文化区，在促进组织间的交流和协同效应方面，效力甚微。但规划可以做的是给予文化软件的改善以充裕的时间，以及相对灵活的空间安排。Evans指出绝大多数的文化区、文化集聚区只获得了极为有限的机构支持，也缺乏充分的时间得以繁荣。“渐进发展”模式分阶段建设区内文化设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弊病。^[3]哥伦比亚大学Martin Vinik参与策划了甘遒迪演艺中心、费城管弦乐团和纽约曼哈顿市第42街重建计划等，大量采用“渐进发展”的模式，取得了一定效果。

第三，下放文化发展权。文化生产非完全无组织，而是政府不应该是组织者。Roodhouse（2006）指出文化和创意是由个人（individual）创造的，而不是官僚统治机构（bureaucratic infrastructures）。部门之间缺乏联系的行政构架和自上而下的管治模式，难以发展文化团体和个人之间的联系，因此，有能力规划文化生产的组织和个人多在政府机构以外，如公营机构、私营机构、非政府部门的公共机构以及个人，它们的办事程序相对简单，更关键的是拥有真正懂得艺术、善于组织和策划文化艺术活动的人才。例如，Dublin的Temple Bar在90年代虽具“发现之地”、“活力与经济交流之地”的声名，但工业建筑大都废弃，企业活动零落、老建筑颓败。一些组织认为Temple Bar的文化不应在以地产价值为主导的城市发展中遗失。1989年，商业和艺术组织组建一个公营机构Temple Bar Development Council，负责地区复兴和发展。他们为艺术活动提供租金低廉的工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