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法治中国”是时政关键词，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前所未有，广受法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期待和关注。

法治本身不是目的，以人权保障为法律价值和法治目标，才可能是真正的良法善治。法治与人权存在着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法治与人权在中国又处于新的历史阶段，在此阶段中国强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注重社会和谐与公平的发展。

法治、发展与人权是中国道路的三个基本维度，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而且三位一体，不可或缺^[1]。

2014年，是中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法学界称为“人权入宪”）十周年，还是中国第二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过半的时候。中国法治在改革中起步，在期许中前行，可能是承上启下、跨越式发展的转折点。

一 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与人权事业新蓝图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闭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法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决定》为法治中国建设绘制新的路线，也展现了中国人权事业新的蓝图。

《决定》规定的是中国法治和人权事业的重要纲领，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人权，有两次则是直接提及人权。一次是在第二部分“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主题下，涉及“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的内容中，明确提出：“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

第二次直接提及人权是在第四部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主题下，专门规定了“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工作要点。其中特别规定：“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思维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思维，司法充分发挥定分止争、伸张正义和实现公平的作用。决定中也提到了涉诉信访的问题，即“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实行诉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度。对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这样，既保证涉诉信访的规范性，又体现对弱者的保障。

立法是法治的基础，是执法和司法的前提和根据，是法律保障人权的第一步。《决定》体现了全面保障公民平等享有人权的宗旨，并在强调立法的基础上，强调了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的重要性，增加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的重要意义。

《决定》的相关规定，体现了中国日臻成熟的以法治保障人权的人权观。两年多以前，2012年6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和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第二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即《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其导言中指出了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三个基本原则：首要的是依法推进原则——人权事业是以法治为基础的，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各个环节当中；第二个原则是全面推进原则——人权事业是以全面、平衡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贯穿于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发展过程；第三个原则是务实推进原则——人权事业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发展水平，渐进而持续地发展。

值得称道的是，《决定》没有将法治和人权仅仅作为国家和政府机关的事，而是重视公民和社会的参与，强调全民守法和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与此相关，在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新背景下，权利的救济渠道和方式也不能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