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香港回归以来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最不平凡也可以说是法治面临最严峻考验的一年。本文将通过聚焦数件影响香港法治的重大事件和案件，来讨论香港落实《基本法》的情况和总体法治状况。首先，《“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的发表引起香港社会、法律界和学者关于中央政府对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原则的总方针政策是否出现了根本性改变的广泛讨论。其次，有关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政改“五步曲”的启动和进行可谓是香港落实《基本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有学者称之为香港的宪政时刻^[1]。但是伴随着政改过程的“占中”事件则让香港能否于2017年顺利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充满了不确定性，也使香港一向引以为荣的法治精神和理念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再次，香港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梁国雄对立法会主席反“拉布”决定一案的终审判决不仅显示了法院在落实《基本法》过程中的中立地位，而且还证明在《基本法》框架下立法会有权力和责任确保立法会的正常运作。

一 白皮书与“一国两制”原则的未来

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白皮书，在香港社会引发了激烈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就是白皮书的第五章“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该章提出了两个新的概念，其一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制权；其二是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行政官员、立法会议员和所有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等都是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爱国是对治港者的基本政治要求^[2]。

香港有人认为，把香港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视为“治港者”并要求他们爱国，是中央变相重提三权合作论^[3]。为了表达对这一观点的担忧，代表法律界的公民党议员郭荣铿发起了法律界游行，以表示抗议^[4]。不过，泛民主派的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致。例如，“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认为，白皮书的讲法并无新意，过去在不同场合已有北京官员提出过^[5]。香港大律师公会和香港律师会也都针对白皮书发表了声明。大律师公会认为特区的法官和司法人员不应被视为“治港者”^[6]。前律师会主席则认为白皮书无损香港的司法独立^[6]。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驻港高级研究员、前英国驻港领事蒂姆·萨默斯（Tim Summers）认为，把法官和司法人员视为“治港者”而非“行政管理者”并无不妥，不会损害司法独立^[7]。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负责人也指出，白皮书只是换了一些新的名词，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完全没有改变^[8]。不过，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则认为，白皮书体现了中央治港的长远打算，反映了中央不断调整治港思路和治港策略，从一开始的不干预，多做少说，到现在强调“软实力”的运用^[9]。他认为，从2013年以来，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明确放弃了以往的低调策略，转而采取高调，主动阐述中央的立场，并与香港各界展开交流和对话。其目的是试图矫正香港媒体在“一国两制”问题上“重两制”而“轻一国”的倾向^[9]。

就全面管治权而言，蒂姆·萨默斯认为，白皮书强调中央依法行使对香港特区的直接管治权，但同时下放权力于香港实行高度自治，因此白皮书并没有僭越《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订明的权力^[10]。强教授认为中央从权力的性质入手，提出“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试图用“全面”来表达中央在香港拥有权力的广泛性，从而防止香港不少人认为中央在香港除了驻军和外交之外没有其他权力。和过往的《基本法》理论相比较，“全面管治权”是一个新的概念，是把《基本法》赋予中央的权力加以学理概括^[11]。不过，他同时指出，虽然中央在法理上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但是管治权无论多“全面”，都要转化为《基本法》规定的具体权力事项。而且，就中央在香港具体行使管治权而言，所谓的“全面管治权”也就是组建特区政府、国防、外交和人大释法等几项权力。因此，他认为无论如何概括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中央事实上很少在香港直接行使权力^[11]。

从白皮书发表所引发的争论可以看出，中央和香港对《基本法》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