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环境法治的发展历程，如果把环境立法的发展维度作为考察的切入点，从新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1979年的试行，到1989年《环境保护法》的正式颁布，再到25年之后的《环境保护法》首次全面修订，从最初的“小步走”到现今的“大步跑”，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环境法治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国多年来忽视环境保护的超速经济发展积累的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对抗性矛盾的日益严峻。应该说，此次《环境保护法》的全面修订与颁布，立足中国国情，顺应社会民意，适应了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最重要的一点是，新《环境保护法》的修订、颁布和实施，开启了中国环境法治发展的新维度。新《环境保护法》立足中国现实国情和直面中国严峻的环境问题，回应了中国以生态文明为未来社会建构方向的时代诉求。新《环境保护法》确立和夯实了未来中国在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和环境守法等诸多领域的价值原则、基本标准、程序规范及法律后果，改变了多年以来《环境保护法》“中看不中用”“没有大错也没有大用”的现实境况和尴尬窘境。自此，中国的环境法治开始从侧重“立法中心主义”的体系构建，向关注“民主立法与公众参与法律实施”的发展维度迈进，从过去侧重“环境管制主义”理念逻辑向“多元共治、社会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方式转换。

一 千呼万唤始出来——新环保法的修订、颁布与实施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的《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环保法从2011年1月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到颁布实施，历时四年之久。该法历经四次审议和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环保法的修订，修改内容幅度之大、历时之长和审议次数之多均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不仅仅是环境立法）上鲜见的纪录。基于该法对未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及与公民权保护的紧密联系，新环保法启动修法程序之前的十几年，就引发了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关注。

关于环保法的修订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有关部门的委托，学界部分学者就开启了相关的研究工作。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十余年间，环保法的修订问题引发了学界的高度重视，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发表。同时，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也给予高度关注并广泛参与。

有关1989年《环境保护法》是否应该修改的问题，社会各界看法不一，主要存在三种态度^[1]：一是“存”，即不主张改，主要是认为修改时机不成熟，不如等以后修改；二是“废”，即主张此法已无存在价值，应废除；三是“改”，又有几种改法，小修小补的修正，大修大改的修订。按照周珂教授的说法，在对环保法的修订过程中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学界和立法机构会闹得那么僵，二是没想到新环保法审议次数会那么多，三是没想到新环保法修改的幅度那么大。这次《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学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保法修订的时间和进程。

《环境保护法》修订的缘起绝非偶然。从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到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有2474人次及中国台湾代表团、海南代表团共提出设计修改《环境保护法》的议案78件。其主旨思想就是：鉴于现行环保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制定的，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社会各界对修法的呼声很高。为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改《环境保护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的论证项目。从2008年至2010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环资委”）开展了《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的后评估工作，根据后评估的结果，形成了一系列的论证报告，并认为，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比较完善，编撰环境保护法典是长期任务，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应当将推动法律的实施和行政责任的落实作为当务之急。环保法的修订应主要体现21世纪以来国家提出的环境保护指导思想，修改的重点应放在强化政府责任和加强环境违法责任追究，修改与后来制定的单行法不衔接的一些规定，推动专项法律的实施等方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同意了环资委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