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8月注册世界未来基金会至今，笔者在新加坡从事慈善工作已经整整五年了，对于新加坡慈善业的发展有切身感受。2012年8～10月，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亚洲社会企业与慈善事业中心担任高级访问研究员，其间又组织、接待中国基金会领导人访学团，这使笔者有机会对新加坡慈善业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

一 亚洲慈善中心

新加坡不仅是亚洲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会展中心，同时也是亚洲的慈善中心。慈善业已成为新加坡在国际舞台的一张新名片。

根据新加坡慈善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报告804368，2012年全国捐赠总额约为20亿新元——以全国人口531万计，人均捐赠额高达376.65新元（1新元约合人民币5元）。

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2130个慈善团体（Charities），其中年收入超过1000万新元的大型慈善团体有120个，主要是高等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志愿福利组织和宗教组织；在这些慈善团体中，有580个公益机构（Institutions of Public Character，IPCs804369），教育、社会服务和医疗三个领域获得捐款最多，分别占总捐款额的40%、26%和18%。

在经营规模方面，新加坡的大多数慈善团体规模较小。61%的慈善团体的年收入少于25万新元（包含政府补助、捐款、赞助、提供服务所得和其他款项），只有5%的慈善团体的年收入超过1000万新元。

除了为当地慈善原因募集的款项外，2012年总共有61个为国外筹募基金的活动得到许可，共募得资金840万新元。其中7项为资助自然灾害受难者，如菲律宾台风和美国飓风。同时，也允许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人权计划等外国慈善团体在新加坡做慈善事业，包括在贫困地区建医院和学校等。

2006～2010年间，新加坡的个人捐赠总额增加了2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3%，志愿服务参与率从15.5%增至23.3%804370。这些指标在亚洲都处于领先地位。

目前，有超过140家国际性非营利组织在新加坡落户，是2005年的四倍，进一步奠定了新加坡作为亚洲慈善中心的地位。这些国际机构包括：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慈善基金会、智库、企业可持续发展组织，以及新兴的社会企业。新加坡政府希望，这些国际非营利组织的到来，能够带动本地慈善事业的成长，激发本地慈善组织的活力，并分享其成功经验。

二 重树公信力

其实，新加坡的慈善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04年4月，新加坡《海峡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全国肾脏基金会：颇具争议的超前消费？》的报道，将全国肾脏基金会（NKF）推上风口浪尖。为此，NKF及其首席执行官杜莱状告该媒体。但在随后进行的调查中，更多问题被相继曝光。最后，董事会被迫集体辞职，多名董事受审，多人被宣布个人破产，风云人物杜莱被判刑入狱。NKF事件是新加坡慈善界多年来最严重的丑闻，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新加坡民众的捐款意愿大幅滑落，对整个慈善事业的信心也为之动摇。

NKF事件促使新加坡政府痛定思痛，修补监管漏洞。他们先是于2004年修改《慈善法令》，借鉴企业管理模式和经验，建立慈善理事会，委任一名全职慈善总监；后于2007年11月出台了《慈善团体与公益机构监管准则》，制定良好监管标准，供慈善团体遵循，增强公众对慈善团体信心；又于2011年7月颁布《慈善团体从事商业活动指导原则》，详细界定了非营利组织从事商业活动的边界。

面对捐款人数锐减、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重组后的新NKF并未一蹶不振，而是知耻后勇，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一方面，他们勤俭持家，大幅削减各项开支，提高财务透明度；另一方面，他们大打“亲情牌”，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不仅组织各种活动，帮助公众认识肾脏病人的处境，还积极邀请公众参观和监督内部运作，提升国人对新NKF的认知。

正是在政府和NKF的双重努力下，公众对于慈善业的热情被逐渐唤醒，慈善业得以走出低谷，重现生机。新加坡政府曾在2007年提出建设“区域性慈善枢纽”（Regional Philanthropy Hub）的目标。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可以说已经很好地实现了这一既定目标。

三 对中国的启示

（一）政府的眼光与策略

1.高瞻远瞩

新加坡政府的领导人素以战略眼光享誉国际政治舞台，他们对于慈善事业的深入理解和顶层设计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对于本地的非营利组织，政府视其为构建包容社会的共同建设者，而不是对抗力量。在2012年9月举行的首届亚洲慈善峰会上，新加坡副总理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