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先生曾说过：“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发展统一普世国家的时间最早，内部的稳定性也胜于欧洲中东的各大普世国家。以中国建立普世国家及维系相应的文化体系，其经验颇可为缔造未来人类文化作借镜。”804559“中国文化中有教无类的观念与民胞物与的思想，则有极大的包容性，未来的世界不应当再分割为对抗的群体，中国的思想方式应当可以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基石。”804560显然，许先生对中国思想的价值表达了相当乐观的态度。可是这是孤芳自赏，还是狂傲自大？中国的现代政治文明如何形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今天是否还有价值？传统思想如何转化为现代价值？这一系列的问题在现代中国引发了许多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奇迹引起世界的关注。亚洲文化与经济奇迹和政治模式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至今仍争论不已。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一说，曾经引起大范围的学术论争。李光耀先生非常明确地表明亚洲价值观与儒家学说之间的关联，以新加坡成功的经验事实来说明中国文化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尽管多数学者将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以及“亚洲价值观”看作朝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过渡阶段——威权政治的典型，对之褒贬不一，但是如果将“亚洲价值观”理解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智慧，就不能全然否认这一价值观的内涵与价值，也不能全然否认儒家政治传统的内涵与价值。

一 当代重构儒家政治的尝试

1942年，由于欧洲战场局势的变化，使依旧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从中国如何实现全面现代化、中国怎样融入现代世界的角度，思考中国对战后的世界能够作出什么样的贡献。首先，萧公权认为中国可以“以公平的精神贡献于和会”。主张中国不仅应积极参加和会，而且主张中国政府应以积极的作为促进世界和平，将公平的精神大力伸张于国际社会：“吾国以民主四大战友之身份，在此玉帛冠裳和会之中，正宜发大汉之天声，为公平之主力，一本作战之初衷，贯彻宣言之宗旨，务期和会一时之决议，成为和平长久之基础。……扬公平之炬火，启和平之曙光。”804528

其次，可“以‘王道’政治贡献于和平”。“盖我先民所发明之政理，以仁爱为宗旨，以宽厚为方法，以和平为条件，以大同为归宿。施于国内则民安，放之天下则世平。虽未尝具有民权之形式，而有契乎民主之精神”，不能完全“舍己从人，尽弃‘王道’精神，以步武西陆之霸政”，我们不仅不应该舍弃“王道”的传统精神，而且还应发扬光大，“化高超之理想，为实践之政风，于民主政治中自树一帜，内以担建国之重任，外以供各国之观摩”。“中国之政教学术殆又将三度引起西人之重视。”如果“王道”得以实行，那么我国将能够发挥相当的作用于国际社会：“发扬先民政理，适应现代需求，立宽厚和平之楷范，绝霸政独裁之根株，开风建制，蔚为太平洋民主大国之重镇。扶持发育未充之弱小，亲善和平同道之友邦。”804529

最后，可“以仁智双修之学风贡献于文化”。“吾人进考其详，则重科学者求真，重道德者求善。求真者尚智，求善者主仁。”结合中西文化的经验可知，只有“仁智以相辅相成，始能发挥福国利人之作用”。观察近代以来中国之诸多问题，推究起来或偏于仁或偏于智：“清末旧党斥西学为中土之异端，新党认西技为西学之全体。一则故步自封，一则舍本逐末，吾国建国工作为之稽延者逾五六十年。彼辈不知立国偏用仁智，则各有所失而不能各尽其用。仁而不智，则国家易陷衰微蒙懦之苦境。……智而不仁，则科学发明徒供独裁政治杀人之利器。”为避免或偏于仁、或偏于智而带来的后果：“惟有仁智双修，中西一贯，合科学于道德，以道德化科学，庶几人类之文化进步能与世界和平相持而长，两无妨碍。”“夫仁智兼全，于个人固甚艰难，于国家则非属空想。……治科学者贡其结果，立道德者示其目的，仁智双修之文化即孕育于通功易事之中。此岂徒中国学术之光辉，抑亦人类幸福之基础也。”804530萧公权提出这个“仁智双修”的主张贡献于世界，正是通过这场战争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科技的本质，而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仁”与“王道”正可以弥补西方文明的这种缺憾。

在当时崇西抑中的文化氛围中，萧公权明确提出以“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