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4年01月 |
在中国,长期以来图书编辑一直作为文化产品的制造者、民族文化的整理和传播者而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此同时,编辑也作为出版社图书生产的主体,不但要对文稿的内容把关,还需要对文稿文字进行修正以及负责出版环节的质量监督。而在日本,编辑却是在敦促作者说“先生,马上就要交稿了呢”的同时,更多地从事着文稿编辑整理之外的事务性工作。
一 编辑角色的不同
多少年来,中国出版业对图书编辑的角色要求,一直定位在对文化成果的收集、选择和加工整理上,即对稿件的选择、加工和完善。具体而言,图书编辑“除负责初审工作外,还要负责稿件的编辑加工整理和付印样的通读工作,使稿件的内容更完善,体例更严谨,材料更准确,语言文字更通达,逻辑更严密,消除一般技术性差错,防止出现原则性错误;并负责对编辑、设计、排版、校对、印刷等出版环节的质量进行监督”。
于是,为了鼓励编辑把好文字关,就流传出了许多编辑改稿的动人故事。如巴人给浩然改稿,将“不切实际的话,酌予改正,例如‘日落海面’,按照渤海方位,在东边,日落则在西,故改为‘太阳落下时’”。还有周振甫为钱钟书《谈艺录》改稿,不但一一核校原文,还为每篇标立目次。如此态度,令钱钟书大为感动,他在《谈艺录》引言中写道:“审定全稿者,为周君振甫。当时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与定交。”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出版业对图书编辑角色的要求不尽相同。虽然,在日本书籍出版协会日前发布的招聘广告上,对图书编辑的工作要求是“调查市场需求、寻找合适的作者、取稿、原稿整理、文字校对以及印刷制作的手续,等等”,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日本图书编辑的工作,却更多的是在稿件的编辑整理之外。对此,《现代周刊》的掌门人加藤晴之在给编辑画像时就说:“所谓编辑,就是站在迟迟不动笔的大牌作家的边上,时不时地敦促着‘先生,马上就要交稿了呢’的克己认真的人。”人称“编辑太郎”的松田哲夫,在回忆自己进筑摩书房之初所做的工作时也说:“当时几乎都是事务性的工作,根本就没有文字编辑的内容。”
与松田哲夫有着相同感觉的还有Ale杂志的编辑长菊池夏树。菊池夏树曾经担任东野圭吾《真夏的方程式》一书的责任编辑,他在回忆当时的工作情景时也说:“东野圭吾当时就住在东京靠近日本桥、人形町附近的公寓中,我们两人常常在一起游玩,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兴致起来的时候,还去卡拉OK唱歌,有时会闹到半夜三更。……想当年,我们有时就这么喝着酒开开玩笑,也有时能对作品讨论一个晚上。作者想些什么、期望些什么,不经意间,没有任何保留地传递给了我。”
其实,日本的编辑不担负文稿的编辑校对业务这一原则,也体现在出版社的出版合同之中。如日本爱知大学的《学术著作出版合同》第2条就明确规定:“甲方(作者)负责本图书的著作编辑及校对等一切事务;乙方(出版社)则负责本图书的出版发行等一切事务。”由日本书籍出版协会制作的《出版合同书》(样板合同)也在第8条中规定:“本图书的编校事宜由甲方(作者)负责,不过,甲方(作者)也可以委托乙方(出版社)负责”。
对此,日本技术评论社图书编辑部的西村俊滋编辑长在题为“图书编辑的角色要求”的演讲中,就明确列出了图书编辑从图书策划直至下厂制版的11项工作内容,其中文字的编辑仅占其中一项,而且还只是对原稿审读,至于文字的修改,那是要得到作者同意后方能进行的(参见表3-1)。
由此而言,中日两国出版业在对图书编辑的角色要求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说中国的编辑更侧重图书的文字编辑的话,那么日本的编辑更多的是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图书的出版事务上。之所以会有这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