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各国政府受政治左右，各自表述，达不成共识；民间受历史记忆的影响，充满着怨怼与仇恨，以至于相互猜疑。在此背景下，面对“隔阂的东亚”，一些睿智的东亚出版人推出了东亚出版人会议。会议在回首东亚各国及地区人文书籍出版的历史与现状等的同时，试图通过出版人的人文书籍交流的方式，超越过度竞争背景下的东亚出版危机，并且提出了创造跨越国界的东亚共同文化事业的交流蓝图。毫无疑问，这应该是东亚出版史上也是东亚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实践。

一 跨越边界的文化交流

就文化的同源性而言，可以说同处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在历史上曾经有着非常深的渊源。首先是文字的同源，都曾属于汉字文化圈。在韩国，自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朝鲜半岛后的1000多年间，汉字一直是朝鲜半岛唯一的书写文字。而在日本，汉字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在片假名出现之前，汉字同样也是日本唯一的文字。其次是儒教文化的同源。在韩国，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设立太学，以儒学教授子弟培养人才开始，儒教就经由教育层面，向国家制度和社会价值层面进行渗透。到朝鲜王朝建国之初，儒教入国的政策更是得到明确，自此儒教支配韩国社会长达500～600年之久。而在日本，自儒教传入后，一直到江户时代的后半期，还在“以寺子屋的教育作为基础，在各地设立以汉学（儒学）为中心的各种私塾，学问通过藩校得以普及”。10769434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清朝的国力衰落，日、韩两国对汉字及汉文化的崇拜心理开始发生变化，日本由此打出了“脱亚入欧”的旗号。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曾经的天朝帝国又败给了日本，沦落为与朝鲜李氏王朝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所有这一切，加速了日、韩两国对汉字及汉文化的疏离。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更使得中、日、韩三国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伤痕，并一度出现了三国间文化交流的断裂。

这种伤痕与断裂是如此之深，即便彼此之间恢复建交已经多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往来也日趋密切，然而，这一切似乎没有能够消除彼此之间的猜疑与不信任。尤其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韩三国之间领土纠纷、历史教科书、战争赔偿等问题迭出，彼此间的关系正逐渐变得情绪化和感情化。

在此背景下，“为了给闭塞的（东亚）现状送去新风，促进东亚间知识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为了文化领导力的育成”10769435，日本的三位从事人文出版的长者——MISUZU书房前社长加藤敬事、平凡社前董事龙泽武以及岩波书店前社长大冢信一产生了联合中、韩人文出版同行构建东亚出版人会议的构想。在这三人之中，加藤敬事因长期主持编辑《现代史资料》（全58卷，历时34年）这一“战后日本纪念碑式的出版物”而著称于出版界；龙泽武的平凡社则汇编有“东洋文库”，自1963年推出至2010年，收集、翻译并出版中、日、韩三国有关文学、历史、思想、宗教、艺术等古典名著800余种；至于大冢信一所在的岩波书店，更是日本人文出版的重镇，其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新、旧各100卷）、《日本近代思想体系》（23卷）以及“岩波文库”、“岩波新书”等，都已成为日本人文出版的经典。

为实现这一构想，2004年，加藤敬事、龙泽武先后走访了北京与首尔，与中国及韩国的人文出版界人士进行了沟通。在中国，他们与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董秀玉进行了交谈；在韩国，则拜访了hangilsa出版社的金彦镐总裁。在此过程中，加藤敬事真切地产生了“彼此之间空间的距离是那么的近，心理的距离却是那么的远”的实感，同时也坚定了“在面对面地率直地问题议论中，加深彼此之间的认识，构建起东亚的出版交流网络”的决心。10769436所幸的是，加藤敬事等人的意愿得到了中韩出版人的共同响应。回首往事，中国的董秀玉也有过这样的言论：“在西方出版强势的长期笼罩下，东亚出版人也感受到了复兴东方文化的重要，需要进行区域性的结合，跨越边界，以实际有效的方式促进东亚思想与文化的交流。为此，有来自日本、韩国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国家五个地区的出版人，倡议组织了东亚出版人会议，以重构东亚图书共同体为宗旨，促成东亚世界在互相理解和尊重基础上的出版合作与思想文化的对话。”10769437而韩国的金彦镐也有同样的紧迫感：“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