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以来，延边的朝鲜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抗日武装斗争，用生命和鲜血建立了丰功伟绩，谱写了光辉的革命历史，同时也积累了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其中包括用血泪记录下来的东满“民生团事件”。

自1932年10月至1936年2月的3年4个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东满（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特委在党、团组织和抗日游击区内部以朝鲜民族革命同志为对象所进行的反“民生团”斗争中，遭到怀疑、排斥、逮捕和审查的人数达到数千名，其中错杀500余名革命干部和群众骨干（原吉林省第一任省长周保中同志曾说有2000余名朝鲜族干部和群众被错杀）803115。这一错误的反“民生团”斗争，无情地打击了东北朝鲜族的抗日革命热情，严重破坏了中朝人民的抗日联合战线，几乎断送了东满抗日革命运动。这一事件不仅给中国朝鲜族留下了严重的历史创伤，而且给中朝两党、两国关系也留下了一个敏感而复杂的历史难题。正如原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参加者、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东北组组长韩光同志于1984年所讲的那样，“民生团事件”是一个“特殊事件”，是“东北地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悬案。解决好这个悬案，有利于增强我们内部的民族团结，而且对增强中朝两国、两党的团结，也有积极的作用”。803116

“民生团事件”与1930年代初在中央苏区发生的“AB团事件”颇有相似之处。尽管“民生团事件”与“AB团事件”相较，其地域范围和规模要小，但其影响却不小。其原因是，这一事件发生在朝鲜民族聚居地——延边地区，又直接关系到中朝日三国和朝鲜金日成主席的抗日革命斗争历史。因此，在国外史学界关于“民生团事件”的论著颇多。1999年，在美国甚至也发表了一篇标题为《被伤害的民族主义——1930年代在间岛发生的“民生团事件”与金日成》的博士学位论文。

就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现况而言，朝鲜国内研究的最多。几十年来，朝鲜结合树立“主体思想”的需要，在有关金日成主席抗日武装斗争历史的大量宣传资料、小说和电影中，都提到“民生团事件”。金日成主席也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用大量的篇幅大谈特谈这一事件。朝鲜全民都知道“民生团事件”，认为这一事件是由日帝的民族离间阴谋、中国共产党的“左”倾路线错误、一部分朝鲜民族干部的“事大宗派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一些干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803117、“政治上愚昧的民族排他主义”803118、“左倾排他主义”803119等原因造成的。

在韩国和日本史学界，凡是有关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和金日成主席历史的论著，都无不论及“民生团事件”。其大部分学者认为，该事件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内的中朝民族矛盾造成的，有些学者甚至认定为中国共产党是利用此事件来打击朝鲜民族的民族迫害事件。不可否认，有些人以片面的历史认识和偏见，歪曲和诬蔑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和民族政策。

长期以来，在国内史学界，“民生团事件”是一个不可涉足的禁区。1980年代初，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指示精神，重新调查核实“民生团事件”，确定其为“冤假错案”，并实事求是地给不少被害者平反昭雪，追认他们为抗日革命烈士。从此，国内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民生团事件”的文章，但其绝大多数仅局限于英雄人物的评价范围。至今为止，国内只出版一部相关专著803120，以学术研究的角度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主客观原因、过程、后果及其经验教训等问题。

笔者认为，现在再也没有必要回避或掩盖这一历史问题。“民生团事件”是根本不可能掩盖也不应该回避的历史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全面、客观地分析这一历史冤案，有以下几点好处：

第一，有利于增强国内汉族和朝鲜族的大团结。不可否认，长期以来“民生团事件”是压在中国朝鲜族心头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尽管在政治上已得到平反昭雪，但大多数朝鲜族民众都不太清楚其事件的来龙去脉，因而在心理上多有余悸。对于“民生团事件”，朝鲜族确有历史的受害意识，而没有认清其客观的必然性和朝鲜民族自身的历史问题。另一方面，其他民族则只认识其客观的必然性与朝鲜民族自身的历史问题，而没有认清其历史上确实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