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生命，无论其寿命长短都必须面对死亡这一生命的终点。正如黑格尔所说，“任何人都要死”，死亡乃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法律”^[1]。但是对于死亡恐惧，人类也并非束手无策，就如叔本华所指出的，自然界中任何灾祸都有治疗方法……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体系都在帮助人们培养这种反省的理性，作为对死亡观念的解毒剂。^[2]

一 当代社会呼唤死亡教育

殡葬文化与礼俗集中体现着哲学与宗教具有的超越死亡的生命智慧，因而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生死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做一个深入的考察，一定会发现，上千年积淀下来的处理人生终点事务的活动以及形成的一系列礼仪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命智慧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看到，在殡葬这一特定的活动中，首先是逝者的遗体得到了妥善安顿——入土为安，进一步是每一个生者在这一处理死亡的事件中，亲身经历了死亡的过程，引发了当事人对自身死亡的思考，正如一首诗所说“看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这样，殡葬就通过一整套礼仪程序，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进行了一场生死教育，教导人在死亡的警醒下走向幸福与尊严的人生。在中国传统社会，绝大多数的死亡乃是正常死亡，殓殡葬的过程是在家族内部公开进行的，发挥着对整个家族的人进行当机死亡教育的功能，具有生命传承的意义，因而人们对死亡并不陌生与恐惧，把能够好好地死——善终（考终命）当作是人生的“五福”之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然而在现代社会，一方面，由于自然灾难、社会冲突、交通事故死亡比率的不断攀升，死亡越来越具有突发性与不可预测性，无疾而终的自然死亡比率在不断减小，因而迫切需要人们秉持一种健康的心态去面对人生遭遇的种种不测，要求人们坦然地面对和接受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意外死亡事故。另一方面，在死亡的地点与处理方法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社会是“生在家里，死在家里”，现代社会的人大多则是“生在医院，死在医院”，死亡过程不仅被遮蔽与隔离，而且充满机械化与非人性化。正如美国死亡学家罗斯所描述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现如今，死亡的过程在很多方面都变得令人嫌恶，即变得更加的孤独，更加的机械化，更加的缺乏人性，有时候甚至在技术上也更加难以确认真正的死亡时间。由于病人常常会被迫离开他熟悉的环境、急匆匆送进急救室，死亡的过程变得孤独而没有人情味。”^[3]这种机械化与非人性化的死亡处理办法不仅加剧了人们的死亡恐怖感，也消解了传统的死亡处理方式具有的生死教育的功能。不仅如此，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在挽救了众多生命的同时，也使得人们过分依赖乃至夸大了医疗的作用，误以为医药是万能的，进一步割裂了生死之间的和谐，甚至产生出永生不死的迷梦。还有一点我们尤其不能忽视，虽然当代的医疗对癌症、艾滋病等病症没有办法治愈，但是却可以预先知道病人的死亡期限。在这段迈向死亡的时光中，病人感到死亡阴影不断迫近，此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大大增加了临终者与患者亲属对死亡的恐怖与痛苦的强度。针对此种情景，不仅需要医疗界针对生命末期病人改变态度，采取生前预嘱、缓和医疗等措施，加强对临终者的人道关怀，更需要现代殡葬机构肩负起宣传生死知识帮助人们形成理性的死亡观念的任务。

二 生死学研究与生死教育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华人生死教育先驱傅伟勋教授提出了“死亡学与死亡教育（或扩充之为生死学与生死教育）的重视与否，是考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进入‘已发达’阶段的一大因素。对于中国未来的精神文化创新来说，对此一课题的研究探索乃是刻不容缓的事”^[4]。靳凤林教授在其《死，而后生：死亡现象学视域中的生存伦理》中，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死亡学研究，回顾了80年代以来由安乐死与临终关怀问题引发的在形而下层面的死亡研究历程，总结了在超验层面的哲学领域进行死亡研究的郑晓江、毕治国、段德智等取得的成就。^[5]

但是囿于多方面的局限，这些生死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却没能带来生死教育的蓬勃发展，而只是局限在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之内。郑晓江教授先后在南昌大学和江西师大开设“中国死亡智慧”和“生死哲学”等课程20多年，在国内外讲学数百场，堪称国内“生死教育的先驱”。段德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