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在中国经历了从理念到实践的本质变化。从理念而言，公共外交的定义逐渐从模糊走向了清晰，并进入媒体和政府的主流话语圈；从实践而言，公共外交从边缘走向了舞台中央——更重要的是，自觉的公共外交行动开始深入中国外交、贸易、文化等广阔的领域。

一 公共外交成为中国国家战略

早在1949年12月，在周恩来总理倡导下我国成立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外交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世界形势、国际问题以及外交政策，同世界的政治家、学者、知名人士以及有关的社会团体进行交流，促进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可见我国的“人民外交”的概念涵盖了以后才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公共外交”的概念。但限于当时冷战的国际形势，“人民外交”没有能在国际流行。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国家间相互影响和依赖的程度加深，加之世界形势（如金砖国家的兴起、欧债危机、美国重返亚洲）和一些国际事件出现新变化（如美国出兵伊拉克、钓鱼岛事态严峻化），使得公共外交的重要性骤然提高，许多国家都已经把公共外交进一步提升为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

与此同时，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地位也相应提升。2009年7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论述了公共外交在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开展公共外交直接关乎我国形象，是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外交。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

2013年12月，习近平在阐述中国梦和提升国家软实力时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明确了中国政府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阐明中国价值的基本路径——这也正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主题。

2015年3月，在两会开幕式上，政协主席俞正声再次强调：“按照中央外交工作总体部署，务实开展对外交往，发挥政协专门委员会、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等在对外交往中的优势和作用，积极开展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加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研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公共外交在中国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二 公共外交理念已在中国深入普及

在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中，这一概念也曾遭受争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也曾出现过多个相关概念，包括“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对外宣传”等。“人民外交”作为在改革开放前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形式，有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渊源，生成于新中国对国际政治斗争的外交需要，对打破西方孤立我国的战略企图有过重大贡献。“对外宣传”最初主要以党和政府为主体向外国介绍说明中国，目的在于促进外国对中国的理解和友好。走向21世纪的新中国外交话语中，人民外交、对外宣传等概念已经和公共外交概念有所交融；民间外交也已淡化了政治面纱而更专注于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日益具有公共外交形态。此种话语变迁与外交转型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公众爱国自觉的兴起和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进行跨国交流的趋势。可以说，而走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由于融入公共外交的理念和实践而变得更为成熟、理智。

同时，由于“公共外交”的外延宽泛，媒体在对之进行报道的时候往往按其活动内容、参与主体而冠以各种名称。如“公民外交”、“体育外交”、“文化外交”、“议会外交”、“政党外交”、“媒体外交”、“网络外交”和“二轨外交”等等。近几年，这些概念也逐渐或正在被视为“公共外交”的多种表现形式。

公共外交是一个从国外引进的新概念。美国学者格里恩（Edmund Gullion）在1965年首次使用公共外交一词，此后，虽然不同国家有不同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过不同的定义和阐释，但是有三点是共同的：由政府主导；以外国公众为对象；以提高本国形象为目的。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存在差异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国家属性和国际环境不同，公共外交的具体目标就有差异，对于不同的对象国国家，在不同时代，其范畴和重点总是变化的。

根据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实践和研究现状，在本报告中，公共外交统一界定为：

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