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文化遗产的公共外交价值

为应对全球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不足、世界遗产资源枯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巴黎举行的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类、建筑群类和遗址类，并依据“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制定了6条评判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遗产委员会，专门负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实施。1978年，首批12处世界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2014年6月，全球世界遗产已达到1000处。其中，中国共有47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总量上仅次于意大利，居世界第二位。

（一）两大核心标准：突出性与普遍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世界文化遗产6条评判标准，分别为：

（1）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2）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3）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4）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5）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6）与具有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和实质的联系。

只需符合6条标准中任意一条的文化遗产，就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上述6条标准集中体现在“突出性”和“普遍性”两大核心。首先，“突出性”表现在“独特”、“天才杰作”、“重大影响”、“特殊见证”、“杰出范例”等表述中。作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对其“突出性”的要求不言而喻。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发展史上，有突出艺术价值、对艺术及历史有代表性和重大影响力的人类文化遗产，才可能符合世界级遗产的标准。其次，“普遍性”则是隐藏于6条标准内的前提条件。作为文化遗产，往往通过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物质或非物质形式传承。作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则不能局限于此，而要被全世界各国和民族人民共享，因而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够为全世界接受的普遍价值。

事实上，目前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均以物质和/或非物质艺术表现形式为载体，历史和文化价值突出，且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接受，集中体现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同时，世界文化遗产这种“突出的普遍价值”特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自然而然地推动着各国、各民族间的交流，这也使世界文化遗产具备了“天生”的公共外交价值。

（二）公共外交价值：跨文化性与国际传播力

以“突出的普遍价值”为核心标准的世界文化遗产，因其“跨文化性”和“国际传播力”，更加具有公共外交的价值。

一方面，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突出的卓越性、经典性、代表性及不可替代性，使之成为本国文化中的重点、热点和亮点，并作为本国经典文化的代表，具有天然的“跨文化性”。这无疑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该文化遗产及其所在国的文化，其中也必然包括来自世界各国人士的关注。

另一方面，世界文化遗产所强调的普遍性，则更有利于国际传播和促进跨文化交流、巩固和扩大公共外交效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若仅有突出性而缺乏普遍性，则可能不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所接受或理解。即便存在形式上的交流，也无法真正达到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的目的。而那些能够被全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文化，能够更加有效地打破国与国之间地域、语言等多方面的障碍，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并真正达到跨文化交流、实现公共外交的效果。

二 扬州运河：三位一体的城市外交

2006年，大运河同时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运河正式进入了申遗程序。至申遗成功，扬州市形成了遗产保护、申遗活动与公共外交三位一体的城市外交模式。

（一）以遗产保护为基础

扬州的兴起和发展与大运河密切相关。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邗沟，即大运河最早航段，筑邗城，即今天的